梁启超
人物小传：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或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1890年，赴京会试，后师从康有为，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1895年，协助康有为在京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戊戌变法期间，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主办《万国公报》，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变法失败逃往日本后，政治思想趋于保守，进而成为保皇派领导人物。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走四方终归改良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活跃在中国的大舞台上。作为改良派、保皇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同样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从民国初期的政党斗争到护国战役，他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8岁能吟诗作文，12岁便考中秀才，而17岁更是中举的梁启超，在1890年的会试中意外落榜了。就在这一年秋天，深谙西学、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来到北京。梁启超得知后，怀着一颗仰慕之心前去拜访。梁启超初见康有为，便被其满腹经纶、富有创见的学者风范折服，当即拜康为师。此后，梁启超便跟随康有为学习西方思想文化，踏上了维新改良道路。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怀着极大的悲痛追随康有为来到日本。当时，正在日本东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动邀请康有为、梁启超加入到反清的革命队伍中。然而，康有为因为感念光绪知遇之恩，一心求光绪复权，更是由于坚持自己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而拒绝与孙中山等人进行合作。但是，与康有为不同的是，思想上较为包容的梁启超通过多次与孙中山交往，开始对革命抱有同情之心，这也为自己与亦师亦友的康有为之间的隔阂埋下了伏笔。此后，更是由于一封书信使得康有为大斥梁启超，以致康不得不使用经济手段对梁加以“制裁”。
在那封书信中，梁启超曾劝告康有为顺历史之流放弃“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理想，不仅如此，同为保皇派骨干的他甚至打算前往香港，同革命党人草拟合作章程。也许是出于爱徒心切，也许是不想成全梁启超与革命党人的好事，得知此消息的康有为以处理保皇会事情之由立即着人催促梁启超赶往檀香山，并因掌控保皇会经济大权而给梁带上了紧箍咒。不得已，决定赴檀香山的梁启超临行前找孙中山商谈合作之事，并从孙处得到一封介绍信，便于自己在檀香山与革命组织兴中会取得联系。
到达檀香山后的梁启超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要处理檀香山保皇会事宜，一方面还要做些倾向于革命的活动。为此，他苦心造出“名为保皇，实为革命”的言论。不过从孙中山那里得来的介绍信却使得檀香山当地的华侨误认为保皇会也是革命组织，便纷纷加入保皇会，致使兴中会濒于瓦解。孙中山得知后，甚为不满。而梁启超看到自己在华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保皇会势力日益增大，国内自立军的“勤王”计划也进展顺利，便放弃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合作，且当做政敌来对待。次年3月，梁启超回国。由于自立军起义失败，梁匆忙赶往新加坡同康有为会合，后又前往澳洲筹集钱款并于1901年5月返回日本。
返日后的梁启超又有倾向于革命的倾向，并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刊》。以此两种刊物为宣传阵地，梁启超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并就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分析性建议。此时正值留日中国学生革命热情高涨，梁启超的言论也一度激进，甚至张口闭口谈“破坏”与“革命”。但此时激进的梁启超并未对暴力手段持有坚定信念，在考察美洲各国国情后，通过康有为的劝解他又重新回归保皇派阵营，并公开声明放弃革命。
此后，梁启超、康有为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报刊为阵地展开激烈论战。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利用机关报《民报》首先对梁启超的反革命言论进行批判，此时的梁启超虽难以招架众多民主主要撰稿人的笔伐，但仍然以“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为己念。
历艰辛始建政党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在中国资产阶级和部分开明人士看来，日本的胜利代表着立宪制度的胜利，而俄国的失败则代表着专制制度的失败。于是，他们形成一个政治派别——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制度。此种形势下，梁启超再次活跃起来。
清政府于1906年下诏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并想借此举措来拉拢立宪派，以便集中力量对付革命党人。其实，此时康有为顺势而行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的做法是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实施的。不仅如此，梁启超也很快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团队”——政闻社，并在《政闻社宣言》中提出政闻社的政治目标为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同时，梁启超对外宣称：政闻社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以此来求得清政府的认可。
政闻社成立大会当天，革命党人到现场破坏，政闻社成员被驱散。之后，梁启超及其追随者成了革命党人斗争的目标。1908年，梁启超将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是年8月，政闻社社员陈景仁因要求立即立宪，并提议将反对迅速立宪的大臣革职而触怒了清政府。作为梁启超的宿敌，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查封了政闻社。
对梁启超来说，政闻社的解散是一大损失。他知道，如果不将戊戌变法之案澄清，政治活动就无法开展，也无法与国内其他立宪派之间建立关系。如果要澄清戊戌之案，自己和康有为获赦，必须冲破袁世凯这个主要障碍，得到清政府上层亲贵的同情和谅解。于是，政闻社被迫解散后的梁启超便致力于反袁斗争。慈禧和光绪相继死后，梁启超上书张之洞，恳请帮忙弹劾袁世凯。张之洞并未按照梁启超的意愿行事，倒是清朝亲贵摄政王载沣加紧中央皇族集权，将袁世凯罢官回原籍。消息传来后，梁启超、康有为急忙上书，要求公开袁世凯的罪状，施以重罚，最后却未能如愿。
排袁告一段落，梁启超开始把精力放到争取开放党禁问题上。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他最大限度去亲近上层满族亲贵：先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密切关系，后又联络度支部尚书、陆军部尚书、军机大臣庆亲王奕等人。只是，梁启超此番努力收效甚微。
于是，对清政府略有失望的梁启超抓住了一个好机会，那就是在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的请愿高潮。梁启超积极参与，并撰文详细论述了国会设置及责任内阁机制问题，还揭露清政府在立宪的幌子下实行专制的真面目。由于文采出众、逻辑清晰，梁启超再次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自己出色的宣传本领。然而在实际行动上，梁启超并没有向其他立宪派领袖那样站出来。第三次请愿高潮到来之时，梁启超只是派出代表上京请愿并希望维持好皇族权贵，争取开放党禁。当时的皇族权贵由于忙于应付国内的请愿高潮，无暇顾及梁启超的请求，因而梁的开放党禁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至此，梁启超对清政府极其失望，但当他的友人徐佛苏写信劝他同情革命时，他却依旧不同意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随后，梁启超打算投奔训练近卫大军大臣和军谘府大臣载涛，期望借以发动政变夺权。然而，武昌起义突然爆发使得梁启超的计划化为泡影。
立宪与袁终决裂
曾是保皇派领袖的梁启超在国内大的形势与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的前提下，逐渐从抵触袁世凯转向联合袁世凯，然而这种联合是由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为结合点的，袁世凯最终要建立专制政体，梁启超始终坚持的却是君主立宪政体。最后，梁启超还是站在了反袁的立场上。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诸多省份纷纷响应。为此，部分原本支持立宪的政客看到革命高潮到来，清政府处于土崩瓦解之势时，便公开表示支持革命。此时，正身居海外的梁启超分析了国内的大形势后，发报给徐勤：“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电报中的“北军”指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实质上，梁启超是想借其武力趁乱夺取政权。为此，他还找到北洋新军另一重要人物吴禄贞，希望增大此夺权的成功率。
然而权欲极重的袁世凯让梁启超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赶在梁启超约见吴之前将其密谋杀害。此时的梁启超可谓前有袁世凯，后有革命党人，为了安全起见，他再度回到日本。到日本之后，梁启超撰写《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提出要效仿英国，实行虚君共和制度。此文一出，即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
后来，已基本掌权的袁世凯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决定任命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起初，梁启超坚辞不就，后为攀靠袁这棵大树而实现政治理想，也暗自同意支持袁世凯，并静待时局的变化。直到袁世凯利用革命军的声势逼迫清帝退位，并取代孙中山接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开始公开向其示好，称赞袁“功在社稷，名在天壤”“率土归仁，群生托命”，并提出自己在财政、建党等方面的建议。袁世凯为此也积极回报梁启超并资助他积极从事组党活动。1913年2月，梁启超加入黎元洪、张謇组建的共和党。共和党后又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由黎元洪任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任理事。此后，梁启超公开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政敌，对其展开攻击。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相继解散国民党、国会，实行独裁统治。此时，对袁来说，梁启超以及进步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梁启超对积极热心专制的袁世凯亦感到失望后，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护国战争后，退出政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