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法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为他的失败辩解、掩饰、粉饰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指责他的种种错误，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媚臣，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轻浮之人，没事就去遛鸟的闲臣。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但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单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曾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建议占领越南并开辟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商路。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侵略还只局限于传教和商务方面。1787年，越南的传教士头目阿德兰区主教代表越南同路易十六签订了军事援助协议，准备恢复在越南的阮福映王位。这时法国国内政局动荡，法国国内革命致使这个条约告吹。即便如此阮福映集团还是得到法国的一些军事援助，1802年占领东京，建立了阮朝。
阮福映于1808年称帝，同年被中国清朝册封为越南王，规定二年一贡，四年一朝。但是，阮朝建立不久，内部就危机重重。官吏豪强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杂捐、繁重的劳役、水利的失修，使人民穷困不堪。在阮朝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殖民化过程。
19世纪50年代后，拿破仑第三极力鼓吹在亚洲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进一步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1862年，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迫使越南与之签订《西贡条约》，割占了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1866年，法国侵略者派遣了一个以海军中校特格拉莱和上尉安邺为首的调查团，溯湄公河及其上游澜沧江而上，进入中国云南地区。他们发现澜沧江滩多流急，不宜航行，而越南北方的红河及其上游元江的航行条件要好得多，便建议法国政府占领北圻。法国侵略者公开鼓吹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1867年，法军又攻占了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1873年11月，安邺指挥法军相继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地。
越南政府邀请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率军协助越南抗击法军。12月21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迫使法军退出红河，困守海防。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
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了240万法郎远征北圻的军费案。
1882年4月，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法军再次进攻北圻，占领河内。次年3月侵占南定。在越南政府的邀请下，刘永福再次率黑旗军开赴前线，于1883年5月19日在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设伏，痛歼法军，击毙李威利。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正提督之职。法国不甘心在越南的失败。
1883年5月，法议会又通过增加远征越南军费550万法郎和增派1800名侵略军的议案。法国总理茹费理继续鼓吹“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这年8月，法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波滑率领，沿红河向黑旗军进攻，在怀德，丹凤等地遭到黑旗军的沉重打击。另一路由孤拔率领，攻入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与之签订了《顺化条约》，变越南为其殖民地。从此以后，法国便将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
将越南变为殖民地的法国，愈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无理要求清政府撤退驻扎北圻协越防守的清军；开放云南边界通商；召回刘永福的黑旗军，使得中法关系日趋紧张。在法军大举进攻越南，危及中国西南边疆的严峻形势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却出现了两种争论不休的意见：一种极力主张对法宣战；一种则选择了苟且偷生，希望清政府能派人向法求和。主战者主要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以及湘系官僚如左宗棠、刘坤一、彭玉麟等，另外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也主战。他们认为就道义责任和利害关系而言，中国都应该出兵保护越南。第一，中越存在着历史上的宗藩关系，越南受到侵略，中国应该发挥宗主国的国威；第二，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所以中国保护越南就是为了“自固藩篱计”，“断无坐视之理”。
与主战相反的主和者是淮系官僚，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们认为中越宗藩关系不复存在，中国没有必要为越南“代为力证经营”。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争”，对法议和，不过“伏边患于将来，”若与法国失和开战，“则兵端开于俄顷”，中国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从此“兵连祸结”，将国无宁日。
在主战主和两种意见影响下，清政府对法态度模棱两可，举棋不定，它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对法侵越表示抗议；派人秘密与刘永福联络，向黑旗军提供饷银、军械等，暗中助其抗法；密谕两广地方督抚：“目前办法，总以固守北圻为主，倘法人侵及我军驻扎之地，则衅自彼开，自不能不与接仗”。另一方面却又授权李鸿章，谋求与法议和，再三谕令驻越清军“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
清政府这种和战不定，消极的态度并没有换来和平，相反进一步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了追加2900万法郎军费和1.5万名远征军的侵华方案。12月11日，法军司令孤拔率兵六千，从河内出发，水陆并进，向驻扎在北圻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发起进攻，中法战争由此爆发。清军统帅、云南巡抚唐炯“弃军而逃”，黑旗军拒险与法军激战数日，以力单无援撤退，山西失守。1884年2月，法国增援部队到达河内，由米乐接任法远征军司令。3月，法军1.2万人分别由米乐和尼格里指挥，分兵两路会攻北宁。北宁南控河内，北蔽谅山，是清军经营一年有余的军事要地。清政府多次命令驻越清军全力守住北宁，阻遏法军向中越边境推进。但清军统帅、广西巡抚徐延旭“事前既疏于布置，临时复勇于溃退，敌犹未至，望风而遁。”谅江、郎甲等地失守。4月初，西线战场上兴化、临洮、宣光等地也相继失守。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慈禧以作战不力，严肃处罚了主战相关人员，启用重臣李鸿章，一步步向议和的道路上走去。
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通过粤海关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对李鸿章进行诱和，并威胁说，中国如不答应法国的议和条件，法国将增派海陆军进攻中国本土。清政府急于求和，屈从法国的压力，任命李凤苞为驻法公使，代替主战的曾纪泽，并授权李鸿章“通盘筹划”对法议和事宜。经过数日的谈判，李鸿章与福禄诺代表中法两国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共五款。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和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主义；中国无条件回撤驻越清军；法国不索赔款，但需要中国开通中越边境贸易口岸。三个月后，双方派遣全权大臣，制定详细办法。从此，法国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走上了侵略中国的大道。
“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这就是当时人对中法战争结局所作的评价。这种奇特现象，无疑是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清政府在军事上正有转机的胜利形势下，竞甘于接受这样屈辱的条款，连法国人也感到意外。屈辱的近代史，让世人无不感到愤怒、无奈而又悲伤。
镇南关大捷后，形势对中国非常有利，可清政府却“乘胜即收”
下令停战、撤军，急忙同法国代表签订了《中法新约》，使法国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中国军队在北圻的军事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朝政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
李鸿章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叫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意按照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军事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终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1885年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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