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名臣李鸿章
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随便搜索一下，痛骂他的文章不可胜数。受史书舆论断章取义的片面影响，百年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卖国贼”的李鸿章一直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冤屈而无法翻案。
严格说，李鸿章应该是个毁誉参半的人，有大功亦有大过，只是因为其“过”过大，而导致大“功”也显得羸弱无比。站在今人的角度考虑，无论这个人物功过如何，这个汉族人能在满族人的天下里纵横驰骋，不精通官场哲学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和晚清很多汉族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从书生一步步当官而发迹的，只不过相比于很多人的功成名就，李鸿章的辉煌则来得稍晚一些。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做了很多年的幕僚，最后升任江苏巡抚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可谓大器晚成。
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可谓实至名归，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非常深厚，这在他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显现出来了。对此，曾国藩赞叹道：“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拟奏折的时候，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怎样揣摩圣意，怎样打太极拳等，李鸿章都能处理得极为贴切。
实际上，作为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的真正本事并不是仅仅给曾国藩做做幕僚、写写奏折，他的真正本领是处理君臣关系。应该说，大臣所以能成为大臣，除了要有时运，更多的要看个人的种种看家本领。举个例子，在晚清国势衰退之时，李鸿章一直都是主张维新变法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更是其一手操办的。因此，与主张改革变法的光绪帝“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结果，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政变后，光绪被囚，慈禧重训朝政，很多维新人士不是被杀就是逃往海外。就在此时，和李鸿章有过节的人乘机到慈禧太后面前告状，称其是维新派。
为此，慈禧问李鸿章：有人说你也是维新派，有没有这回事？
对于慈禧太后的问责，李鸿章的回答非常实在：臣确实是的，但臣却从来都不过问废立之事；如果不维新能让国家富强的话，中国早就富强了，为什么还要等到今日还是如此呢？如果说主张变法者就是维新党的话，臣无可逃。慈禧听后，原来对李鸿章的忧虑顿时化为乌有。在慈禧眼里，她最关心的不是中国有没有富强，而是自己是不是大权在握，至于其他事情，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等都是无所谓的。应该说，此时慈禧考虑的是你是“思想错误”还是“组织错误”。实际上，回看李鸿章的回答，无疑是非常明智的。
作为主张洋务运动的带头人，改革维新的口号他喊了很多年，如果对此加以抵赖，自然是过不了慈禧这一关的。而他并未抵赖，而是“坦白从宽”，然后说至多自己是“组织错误”，而非“思想错误”，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即可。李鸿章的官场智慧可见一斑。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作了比较，曾国藩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拼命”二字把李鸿章热衷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见风使舵，媚上有术。一次，在和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闲聊时，李鸿章就说：“很多人都害怕谈‘热衷’二字，对此我持反对意见。士人进了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对上致君于尧舜，对下给百姓以恩泽，个人的事业、学问、经济，任何事情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都不行。你看我现在不受人重视，怎么能不热衷呢！”从李鸿章的这句话可以看出，要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必须得到上级的信任，这也是李鸿章的为官之道。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派，以光绪为首的主战，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在这件事上，身为外交大臣的李鸿章早就知道日本的野心了。但是考虑到慈禧太后为了保存实力必然主和，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和慈禧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因此，当一些北洋海军将领为了增强自卫能力，多次请求添置新式船舰时，李鸿章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实际上，为了取媚于慈禧，大量的海军军费已经被挪用到给慈禧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
在取悦上级时，除了见风使舵外，李鸿章常常报喜不报忧。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做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对待上级，李鸿章见风使舵，而对待下级也驭人有术。在治理湘军时，曾国藩采取的措施是要求兵士“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曾国藩主要是依靠传统的儒家道德来教育和约束部下。和曾国藩截然不同的是，在治理淮军时，他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他很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他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这也导致被他骂的人常常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李鸿章的这一驭人之术导致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他虽明知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
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官场上，李鸿章更多的是使用权术和手腕，这和他的老上司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迥然不同，这一点，从曾国藩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上可见一斑。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为了自保而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以使自己能韬光养晦，免除了清廷的后顾之忧。而李鸿章则相反，他过分看重权势，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
作为晚清官场上犹如蛟龙得水的人物，李鸿章为了自身利益，对上见风使舵，对下驭人有术，他所做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作为晚清的改革先锋，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他在洋务方面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以及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对此，这个著名的改革家说：“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
虽然李鸿章这个大人物贯穿了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但他的运动还是很不彻底的，梁启超也曾批评李鸿章“不敢破格”。但从李鸿章的一生来看，他虽然未能破格，但终究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应该说李鸿章之所以背上千古骂名，不是因为其在官场上多么卑鄙，而是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无形中成了慈禧乃至清政府的替罪羊。对于李鸿章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熟知外交事务使李鸿章能够权倾一时，但也是外交让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
所谓“弱国无外交”，能在晚清政府羸弱、列强纷争之中为政府多挣得些许利益已当属不易。从当年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应该说，李鸿章当年“借师助剿”是为了维护政府统治的需要，也是其奉承上级之道，但在利用洋人方面，他也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担心洋人后患无穷，为此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最终李鸿章得以“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洋人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在对内对外方面，李鸿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颓废的晚清势力中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官职越来越大，参与全国外交决策也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李鸿章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这也是至今他仍背骂名的主要原因。
对此，李鸿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所谓学识，在当时指十九世纪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治外交制度等。李鸿章生长在闭塞落后的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本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他有阅历而没有血性，这当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造成的官吏习性使然。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顶子，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步伐。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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