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全世界都没想到，二战期间一艘小船上幸存的女孩，会成为20世纪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朱丽叶·米歇尔一家原本在加拿大定居，美好的生活因为一个通知而改变。米歇尔的母亲被派到新西兰做学术研究。丈夫想陪已经怀孕的妻子同去，被她拒绝，因为二战已经蔓延到新西兰，她不想丈夫涉险，便一人独往。1940年，米歇尔在新西兰出生了。
母亲在新西兰举目无亲，日夜企盼战争早点结束。每天，米歇尔只能和母亲躲在难民社区里，听着日军的飞机从头顶掠过的轰鸣声。“我看到浓烟和火焰，听到爆炸声和尖叫声，周围人都吓坏了。人们光脚跑过一座座燃烧的房屋，逃进附近的地窖。有人在祈祷，也有人在哭泣。”回想起那段日子，米歇尔的声音依然会颤抖。
经过漫长的折磨，1944年，米歇尔跟母亲终于被解救出来，与其他难民一样被送上了回国的船。由于战争并没有结束，在航行的过程中炮弹连连，米歇尔吓得脸色发白。母亲拼命地叫喊道：“抓住桅杆，别松手，低头！”船还是被炸了，米歇尔和母亲在大海里抓着甲板漂浮，最终获救，被送往英国。在二战中九死一生，面对破碎的世界，米歇尔幼小的心中便涌现出无数个“为什么”。也因为这段经历，她比一般女孩更坚强。
在英国，米歇尔认识了弗洛伊德，开始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为她以后创作《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一书打下了基础。在书中，米歇尔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生物性即命运”的口号，正好相反，这一学说表明的是“社会性别”如何在纯粹的“生物性别”里呈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女性获得工作的机会微乎其微。米歇尔历尽艰辛才在另一个区找到工作，为此，不得不离开学校，放弃喜爱的英国文学，因而没能拿到学位。求职期间，米歇尔发现女性的地位很低，她们的身份只在女儿及妻子间徘徊，她们的身影也只能在家庭中见到。米歇尔有感而发，于1966年发表了被奉为划时代女性圣经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她指出，在马克思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于妇女地位的讨论与对于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离的。或者前者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家庭仅仅被视作私有制的前提。”米歇尔认为，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呼吁妇女要投入到社会生产中。人们不难发现，米歇尔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现代心理学成果，进一步完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特色。
在英国出现性解放潮流时，米歇尔又在1971年创作的《妇女的地位》中呼喊：“新一轮全民的性解放和婚姻关系的松驰，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只会让女性失去保障。”
如今，71岁的米歇尔独立、健康、激情四射，依旧活跃在各大高校的讲坛上，为她的理想做着最好的代言 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飞越海洋的鸟，自然要飞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