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传，在上古尧舜时期，中原腹地有一高士，名叫许由。
此人农耕而食，重义轻利，广有贤名。尧帝知道后，要把君位禅让给他。许由不愿做官，就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了。
不久，尧帝又想请他做九州长。这一次，许由听到又要让他做官，以为耻，赶忙跑到颍水边洗耳去了……从此，许由赢得了美名，也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许由洗耳”的成语。再后来，就被人们传为隐士的鼻祖了。
然而，此事却得到当时另一位隐士巢父的嘲讽。好像是说，洗什么耳呀？别脏了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愿做官的人么？他不过是作秀罢了。
大意如此。
二
我要说的是，我是做过几天官的。
在一个刚升格的县级市当一副市长。准确地说，三年。挂职。
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挂职”。挂职就是从上边直接派下去的，没有走必要的选举程序。当然，走也是要走的，简化了。挂职又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我是虚的。就是说，我所谓的挂职，是以作家的名义去体验生活。
这是一个坐落在中原腹地的县级市，下辖十九乡、六镇，当年总人口八十七万。原为天仓县，1994年升格为天仓市。此地属北温暖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6.2度；日照时间2134.7小时；年无霜期为237天；年平均降雨量为727mm；域内共有三十一条过境河流；土壤主要分潮土、褐土、砂浆黑土三种，适于耕种。况且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集，可以说，千年来几乎每寸土地都经人工修饰过，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是产粮食的地方，所以叫天仓。
在这样一个地处平原、四通八达的县份做“官”，不客气地说，前前后后最先让我记住的是两个字。或者说，只有这两个字给我印象最深——“钻挤”。
“钻挤”是平原上的土话，也是对天仓人的形容。最初，我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完全是贬义的：“钻”，我首先理解为钻营，或者说是不择手段；“挤”呢，怕也有加塞儿、抢先之意吧？把“钻”和“挤”拼接在一起，这就又加重了一层。那就像是把脑袋削尖了当钻头使，自然是很不堪的。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流，离开天仓之后，每当我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都不由得会心一笑。是啊，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钻挤”这两个字所涵盖的意思，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有时候，它就像是一本大书，需要细细咀嚼。还有的时候，它就像是天空中的一道闪电，会叫人肃然起敬。
说实话，这两个字，会让我想到一个人。这人姓郭，名守道，大个子。最初，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姓郭，我也就叫他老郭。记忆中，他身高骨寡，袖手面寒，就像是竖着的一捆麻秆。是的，我记住了他的脸。他那一张瘦脸，只有结了黑紫血痂的嘴唇是厚的（有人说，他脸皮也厚）。还记得，他常年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局促的灰西装，打着一条连乡人们都很不屑的、已分不清颜色的领带，脚上穿一双沾满灰尘的旧皮鞋，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总是风尘仆仆、一蹿一蹿地走在乡间土路上。还有，他的咳嗽极有特点，很像是一面张扬的、扯烂了的破旗。
一想起这个人，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的、碎片一样的记忆。最难忘的，是他那劈柴般的咳嗽声。是呀，他是我挂职天仓、到任的第一天，第一个来拜访我的当地人。
记得，他说：我写过诗。
那天，我是中午到的。天仓四大班子，出动了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把我从省城接到了天仓。按地方上的规矩，市委市政府搞了一次接风酒宴。我这人平时是不喝酒的，但初到地方任职，不得不入乡随俗，也就象征性地喝了几杯。酒是本地的接待专用酒，名为“三泉春”。后来我才知道，本地人对此酒有句顺口溜：三泉春，算龟孙，看你晕不晕！我就是喝下了几杯“三泉春”后，头晕脑涨，一觉睡到了傍晚时分。
傍晚，当我拉开门的时候，见一黑乎乎的人影儿在门前“谷堆”着。（“谷堆”为象形词，也是本地土话，意为“蹲”。）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他忽地一下蹿起来了，半山一样，吓我一跳。尔后，他慌慌地伸出手来，很熟的样子，说：李市长，我老郭呀，老郭。
我怔怔地望着他，匆忙间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凉，摸上去糙糙的。那时我的酒劲还没完全散去，头晕乎乎的，就说：“噢噢，你好，你好。”
老郭说：“呀呀呀，老天爷，早就盼你来。你可来了。你是作家，跟他们肯定不一样。分工了么？你分工管啥？”
我迟疑着，不知他是哪路“神仙”，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刚到，还没分呢。”
他不容置疑地说：“那你得赶紧要求分工。一定要分工。你得有自己分管的口……”
紧接着，他突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李市长，我有个项目。大项目……闹好了，我给咱文化上捐一个亿！”
他一下子就把我吓住了。一个亿？老天，一个亿是什么概念，他也真敢说。我上下打量着他，一时间，我觉得这人满嘴跑舌头，很不靠谱。
接下去，他愣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有点突兀地说：“我，我写过诗。”
我支应着“嗯”了一声。“写过诗”是什么意思呢？
他很认真地重复说：“真的，我发表过诗。1977年，在《中原民兵》上，八句！”
那时，我的目光正落在“诗人”的腰上——一个穿西装的人，裤腰上却系着一条红布带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四十八岁，是他的本命年）……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他的话里，意思很多。
是啊，时光仅仅过去了十三年。十三年后，我对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这时候，仅郭氏家族名下的资产，就有一百一十七亿之多。
三
坦白地说，我是以排名第八的副市长，挂职于天仓市的。
那是1996年的秋天，蝉声落了，暑热也已退去，几经周折，我们四位作家下去挂职的要求终于批下来了。我们四个人，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下派到四个县份。我分的是天仓。挂职前，组织部门专门找我们谈过话，要求我们十天内到任。尔后，其他三位都先后被接走了，独独我一个人还在等待。那年秋天雨水大，且旷日持久。在绵绵的秋雨中，我等得不耐烦了，就通过一个朋友，打听了一下天仓的情况。在我之前，天仓市已有七位副市长，我若去了，排名第八。看来，天仓市对“老八”并不欢迎。
是啊，平白多了一位副市长，还要安排吃、住、行。况且，来的也不是什么要害部门的人……天仓不欢迎也是正常的。
两个半月后，待秋意深了些，“老八”终于还是被派下去了。这里边有些曲折，我不想多说了。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电影院里曾演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第八个是铜像》。这有点谶语的意思。可我知道，我注定不会成为“铜像”。因为，我是挂职。
我说过，挂职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大凡挂实职的，大多是从上级机关派下来、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他们经过基层的锻炼，回去后是要提拔的。也有的就此留下来，修成正果，由副而正，成为地方大员。而我则是以作家的名义下来体验生活的。所谓的副市长，只是给一个名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挂靠”。
虽然只是名义，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在我到天仓的第二天下午，就由本市的常务副市长老薛陪着，到市人大常委会走“程序”去了。老薛个子不高，炮筒型，说话大腔大口的，人却极精明，一看就是从基层熬出来的。在他领我从市政府往人大去的路上，他告诉我说：“球，别紧张，走个程序。”
那时天仓刚刚由县升格为市，市政府和市人大都还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政府和人大隔了一道花墙，一个被称为东跨院，一个被称为西跨院。从东跨院到西跨院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进了会议室，我发现人大的常委们已被通知来了。据说一共十六个常委，来了十二个，过了半数。跟众人握手之后，我才发现常务副市长老薛的胳肢窝里还夹着两条烟，那烟是用旧报纸裹着的。当着众人，他把烟的封包拆开，一包一包分别甩出去，笑嘻嘻地说：“吸着。吸着……李市长到任了，大家都清楚，走个程序。”
众人都嘻嘻哈哈地把烟接过来……一一回道：知道，知道。
这一刻，我的脸不由得红了。是的，我有些汗颜……说实话，我不是官员，此时此刻竟也有了“加塞儿”的感觉。虽说是“走程序”，也还是要讲票数的。万一人家不投我的票，我也没办法。可我毫无准备，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心怦怦跳着，竟有些惶恐、茫然。我甚至不清楚，薛市长拿来的烟是他自己的，还是用公款买的，这就是“人情”啊。
尔后，薛常务重重地拍了我一下，点点头，就大步走出去了，留下我“走程序”……
往下，“走程序”也快。也许是那两条烟起了作用？“人大”十六名常委，到会十二人，我算是……全票通过。就此，我这个副市长就算是正式当上了。
当我走出西跨院时，怎么说呢，心理上竟然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走路时，腰杆儿稍稍地直了些，硬硬的。这时候，每每遇上有人打招呼，称我为李市长时，我点点头、鼻子会哼一声，很轻。
天是蓝的，阳光很好，小风有些凉意，不知不觉我额头上的汗消了，很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薛市长。薛常务站在新粉过的东跨院砖圈的花墙外，正在训斥一个人。
薛常务是站着的，那个人是蹲着的……此刻，薛常务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快速地移动着，暴跳如雷！薛常务用手指点着那人说：“三舅，你要不是我舅，我管你那烂脏闲事？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啥项目？啥狗屁项目？啊呸，狗叽吧倒灶！——日八嚓！（据说，这句“日八嚓”是当地民间最为轻看、最为贬低人的一句土话。）……你把一家人都坑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会儿三妗子在画匠王正搦着脚脖子哭呢。”
走近些，我才发现，那人竟是老郭。老郭在地上蹲着，蹲着的似乎比站着的还要高些。可他就那么矬着，一声不吭。
薛常务发完火之后，突然蹲下来，递过一支烟去，又给老郭点上火。两人吸着烟，薛常务苦口婆心地说：“三舅，听我一句，收收心吧。好好教你的课，别再瞎胡跑了。我说话算数。你好好当你的民办教师，过两年逮住机会，我就给你转了……到时候，你就成正牌的国家教师了。你可一定听我的，别干那些‘日八嚓’的事了。”
老郭小声辩解着什么，又从那黑挎包里拿出一叠合同纸来，抖手送到薛常务眼前，说：“我有专利，国家的专利证书……”不料，薛常务把烟往地上一拧，跳起身来，说：“你咋是个死榆木疙瘩？非一头撞到南墙上？啥项目？不听，我不听……”说完，站起来就走。
这时，一阵小风吹来，老郭摊在地上的文件纸被风刮走了几页，他慌张地爬起身，跌跌撞撞、激流跟头地追那几页纸片去了。
晚上，在市政府小食堂吃饭时，我问：“薛市长，那老郭，是你舅？”
薛常务一怔，说：“谁舅？你是说郭大个儿吧？那是个失心疯。球，驴尾巴吊棒槌，八竿子打不着。”
在平原，凡是跟姥姥一个村，比自己长一辈的男性，是要统称为“舅”的。这不是亲戚关系，只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社会关系的一种尊重。这我明白。
提起老郭，薛常务告诉我说，此人是他姥姥村上的人，画匠王的。论起来，七拐八绕的也算是跟薛常务多多少少沾一点面子亲。他还说，这是个能人，干啥会啥，早年学过木匠、漆匠、泥水匠，还会画毛主席像呢。原是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口才好，课也教得好。就是邪性。
薛常务说：“这不，疯了。他家盖得好好的两层楼，里外三新，卖球了。领着一家老小住在烟炕屋里，张风喝冷的……他是急发财，迷到茄子地里去了。”
听了这话，我就更觉得这老郭的确是不靠谱，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四
天仓曾是个有点古风的县城。
那时，天仓还没有大面积扩容，老县城的“四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仍还残存着一点旧城墙的遗迹。城内像点样子的街道仅有那么几条。十字街、榆树街、衙前街、文庙街、马道街、人民路、幸福路……城内有三景：一塔、一庙、一桥，算是古迹了。塔是清代的，有乾隆的御碑；庙是文庙，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又叫“三教合一”；唯那一桥，是没有的。那桥记录在清代的县志上，上述此地有一景叫“高桥揽月”。那桥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据民间传说，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说来，“高桥揽月”这一景观是很有文学意味的，这应是天仓人想象力的极致了。
我在到任的第四天晚上，悄悄地从市府大院里走出来，逛了大半个天仓县城。
秋深了，我独自一人，在天仓的大街上漫步。天色已晚，大街上人来车往，行色匆匆，一个个脸特紧。灯光下，一街两行的店铺正准备打烊，只有饭馆的生意还红火。这时候，我看见了写在临街墙上的一行大字：“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旁边一面墙上写的是：“枪杆刘电话：4848488。”（这是宁死也要“发”么？）是啊，这年头有谁不想富呢？人人都想富。
走着，我贸然想，一个市长（当然，副的），走在大街上，竟然没一个人认得他？是啊，天仓的百姓并不知道他们这里又多了一个副市长，多一个少一个跟他们也没啥关系……何况一个写字的，下来挂了个职，虽然也期望着做点什么。可你又能做什么呢？这么想着，就有些尴尬。
就这么走着，我一直在琢磨那个“高桥揽月”。桥在哪里呢？明明没有桥，史志上却有这么一个“高桥揽月”……这很像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因为你无法想象那桥的高度。可这能说明什么呢？这又想说明什么呢？很奇怪。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究竟走了多远，走了几条大街，只是见灯光就走，见黑暗处回头。当我转来转去，穿过一条斜巷，走过一个卖花圈的铺面之后，竟然走到了市医院妇产科的后门。这时候，在一根电线杆下，我又看见了老郭。
老郭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地上映着一个长长的影儿，旁边还停着一辆破自行车。他袖着手、跺着脚，没头苍蝇似的，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迟疑着，该不该主动打个招呼呢？可这时，老郭却跑过来了。他巴巴地迎上来，很热切地说：“李市长，喝罢汤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声。我知道，“喝罢汤”就是吃过晚饭的意思。当然，这是旧日的乡村记忆，是典型的中原乡村农民的口吻。
老郭说：“出来走走？”
我说：“走走。”
这时，老郭又巴巴地望着我，问：“李市长，分工了吧？你管啥？”
我笑了笑，略显尴尬地摇摇头。
老郭急切地说：“你得争取呀。你是上边派下来的，你要求分工，他们不敢不分……李市长，我那个项目，可全指望你呢。”
我说：“你不是跟薛市长有亲戚么？他可是常务副市长。”
老郭悻悻地说：“这球人……不说他了。一点儿忙也不帮。”
我说：“我下来是体验生活的……”
我的话没说完，被老郭打断了。老郭说：“市长啊，你整天在书房里囚着，地方上的事你不懂。你要是不分工管点啥，就没人理你了。你得赶紧要求分工，你一定要争……”
我打断他说：“天都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啥呢？”
老郭说：“我来……配一味药。”
我诧异了，说：“你，怎么不进去呢？”
老郭跟我贴得更近些，说，“这味药，我是给咱县银行的马行长配的。”说着，他的哑喉咙咕噜了一声，跟我耳语，“李市长，我也不瞒你了。我有个‘好儿’……她表妹在医院妇产科当护士长呢。”
我怔怔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老郭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好儿’，你都不知道？我有个‘好儿’，草帽张的。”
我还是不明白，问：“啥，啥好？”
他有些腼腆地笑了，说：“我可啥都不瞒你。就是‘情儿’。这你懂吧？咱这地界，都这么说。就是，就是书上说的‘情人’。”
社会真是变了呀。真不敢相信，就这个吹吹乎乎的老郭，一个半吊子，还有情人呢。
老郭说：“我那‘好儿’，她表妹在县医院，给我弄了个偏方。偏方治大病——小孩儿的胎盘，要新鲜的。尔后用文火焙干……”
我十分诧异：“胎盘还能入药？”
老郭说：“这就是你不懂了。新生儿的胎盘，大补。你如果想要，我想法给你弄一副……”
我忙说：“不，不。”
老郭叹一声，说：“你不知道现在办事有多难。那马行长，我整整找了他九趟，他就是不见我，死活不让我进门儿。送礼吧，贵的咱送不起……这不，我打听出他肝上有病。我给他弄了个偏方，偏方治大病。这偏方必须用新生儿的胎盘。刚好我在医院妇产科有个熟人，她今天值班，让我等着……”
他说得杂乱，我听得一头雾水。一会儿是行长，一会儿是胎盘，一会儿是情人，一会儿是护士长……这么说，他是想贷款了？
夜气渐深，分别的时候，我回头望着他，只见他形单影只地在电杆下立着，嘴里还喃喃自语……此时此刻，我竟有几分同情他了。
走出不远，突然听见产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又见老郭两手握拳，半蹿着吼道：“生了，生了……”
那情形，真像个疯子。
五
人都是爱面子的。
安顿下来后，我先后给各路朋友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已挂职天仓的消息，朋友们也纷纷表示祝贺。然后就问，分工了么？你一定要争取分工。当时，我嗯嗯着，虽并不十分在意，但心里还是有一些失落。如果检索自己的话，我承认，这里边自然有虚荣的成分。
90年代，社会上奢靡之风还没刮起。那时，天仓虽已升格为市，官员们还都在原来的小平房里办公，是“寝办合一”式。正职两间（里外套间），副职一间。我住在第二排的第五间房里，离薛常务只差一排房，前后窗。
刚到任的头一个月，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最初，见有这么多人登门，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想，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本地的情况了。
所以，但凡有人来，我一概热情接待……说实话，来找我的，可说是三教九流，啥人都有。他们进门来，先是表示欢迎，说一些很体己的话。我记得，有个人一进门就说：“李市长，你喝‘牛眯’么？咱这儿有‘牛眯’。”一听这话，众人都笑了。我知道，这也是当地的土话，说的是“牛奶”。说这话的是个养殖户，他刚从新疆买回了六头奶牛。一个说：“李市长，你多大脚？”最初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后来知道他是贩牛皮、做皮鞋的。另一个说：“李市长，见了你，可家常，真亲哪。回来我得给你弄点驴肉，北关街的，你尝尝。”这是一位乡镇干部。还有一个说：“李市长，听说你写书。回头我买一本，请你给签个名。要说，我的事就够你写一本书了。”……他们谈各自的情况、处境、难处，有骂娘的，也有专门告状的。开初一个个都巴心巴肝的样子，那亲热劲儿让你很难招架。然而再往下，聊着聊着，就是摸底和试探了。到了最后，就是一句话：“李市长，你到底分工管啥？”
当我没话说的时候，我就问：“天仓有桥么？”记得那养殖户一怔，说：“桥？不徐顾。”（“不徐顾”也是本地的一句土话，意思是没注意，或是没留心。）我又试着问贩牛皮的：“咱天仓，古时候是不是有座桥？”他说：“桥？还真不徐顾……哎，有，有。草帽张那边，高速路上，有一水泥大桥。”我还问过一乡干部：“咱天仓，有桥么？”他说：“桥？啥桥？木有吧？这个这个……对了，有一村叫郭桥。”我仍不死心，再问一县文化局的干部：“咱天仓，有座古桥？”他说：“有。有有有。西边，前宋北边有一小桥，叫水磨桥，是石桥。”
这情形持续了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人登门了。到了这时候，我终于明白，老百姓是最实际的。哪怕是一个下派的挂职干部，分工也是很要紧的。一个没有分工的副市长，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在这一个月里，我曾参加过两次市政府召开的大会。那会儿，我也像模像样地坐在主席台上，就那么在“老八”的位置上坐着，傻傻地……就此，我就更深切地体会到“摆设”这个词有多么准确了。
“摆设”的感觉是全方位的。不久，当我再去市政府小食堂吃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孤单。这是一个很小的食堂，食堂有两位大师傅，专对市府领导的。一般到这里吃饭的，包括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有十一二个人。可是，常常，每到吃午饭时，偌大的饭厅里却只有我一个人……后来，食堂的大师傅一见我就笑了。那笑，油汪汪的，意味深长。
照常，大师傅说：还吃面条？我说，面条。大师傅又问：烩面还是捞面？我说：捞面。大师傅说，你等着，马上就好。
说实话，天仓市府小食堂伙食不错，尤其是面食，堪称一绝。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光卤就有三种：一种是西红柿鸡蛋卤，一种是肉酱卤，一种是牛肉香菜卤。尔后是各种各样的拌菜、配菜：有切得很细的黄瓜丝、姜丝、青椒丝、蒜丝、芥丝、海带丝、包菜丝、细粉……再加上油盐酱醋及各种佐料摆了一桌子。那面也好吃，手工盘的，极筋道，加上各种配菜、佐料一调，香气扑鼻，叫人胃口大开。
吃面原本是有响声的，要的就是那个爽劲儿。可是，可是呢，你一个人吃饭，有俩大师傅眼睁睁地瞅着……吃着吃着，你就有些不好意思发出响动了。不免羞愧，心说，你算个什么，让俩大师傅为你服务？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处境十分尴尬。说起来是下了基层，却像是吊在了半空中。常常，在院子里走的时候，那步子踩下去，很空，很没有底气，有些“偷”的意味。
就此，我先后与同时下去挂职的几位朋友通了电话，交流一下各自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下来挂职，有分工的，也有不分工的，要看各地的情况……再问是怎么分的，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得“跑”。这个“跑”字涵盖了很多内容。我想，古人造这个字，是背着“包袱”的，那时候包含有“逃难”的意味。那么，在今人的眼里，只怕是就简化成一个“足”、一个“包”了。
我一个写字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场中人，下来只是为了体验生活。为了这点面子，就去“跑”么？我有些犹豫。说实话，我不想当摆设。但我也不想“跑”，这是我的底线。
在市府大院，眼看着各位市长都很忙，他们都有自己分管的口（部门），每天夹着包，去参加各种会议……只有我是闲人。特别是薛常务，他离我近，几乎是前后窗，每天见他身边跟着一群人，前呼后拥的。我不免有些眼热。特别是到了晚上，透过后窗望去，他的门前总有很多人来找，热热闹闹的。有时候，他一回屋，就大腔大口地往外轰人：走走，都走。我这儿成火车站了！而我这里，真正是门可罗雀。
后来，我觉得老这么吊着也不是办法，决定分别找书记和市长谈谈，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书记、市长都很忙，见了我，也都客客气气的。书记姓王。王书记说：“我看过你写的书。写得好。写得好……”市长姓刘。刘市长说：“咱这儿条件差，不习惯吧？……”市长还给倒了杯水，说：“先熟悉熟悉情况。熟悉熟悉情况。”
薛常务则说得更直白些：“写你的书呗。来这儿干啥？这球地方……”后来，我突兀地问了一句：“咱天仓有桥么？”他愣了一会儿，说：“操，你啥意思？哪儿没桥？你是说四路一桥工程吧？不正建着么？你可别插手。这事归赵副市长，他管城建。”
有一天，办公室主任突然拦住我，吞吞吐吐地说：“李市长，薛市长让给你交代一声：你可别把咱这儿的事都、那个啥……写出去呀。”
在我到任天仓的一个月后，突然有一天，电话不响了，拨不出去了。我找了管后勤的小伙子，他很紧张，说：坏了？修。我让人赶快修。三天后，那小伙子一见我，刺溜一下就躲开了。于是，我气冲冲地找到了市政府办公室，一进门，我厉声说：“谁把电话掐了？！”
这一刻，办公室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谁也不说话。他们就那么默默地站着……一个个都很紧张。最后，办公室主任跑上来说：“别急。李市长，你别急。问问。我问问。电信局这些王八蛋……”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尔后，我摇摇头，笑了。我是笑着离开办公室的。后来，那个管后勤的小伙子悄悄地告诉我说：“李市长，这事不怨我。我哪敢私自掐你的电话呀。”
事过多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也不容易，官不是那么好当的。官员身上必须得有一种魅力。第一口才要好，第二气场要大，第三要有相当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要像磁铁一样，往哪儿一站，就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附力。后来，曾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过一位中央领导做报告。他坐在台上，面前一片纸都没有，可他侃侃而谈，整整三个小时。他每讲不到十分钟，就有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坐在下面的，是来自各省的作家代表……那掌声不是组织的，是自发的。我懂得了，这就是一个官员的魅力。
我没有走。我决定在天仓留下来。我要好好地“熟悉熟悉”这个地方。有了留下来的念头之后，才有了以后的事情，我才真正认识了老郭。
六
后来，我就成了天仓市最自由的一个副市长。
这还真得感谢天仓市的领导，他们给了我超乎想象的自由。正因为没有分工，我可以不参加任何会议，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挂名为副市长的自由人。
我也是事后才明白，不分工有多好。若是真的分了工，起码有“两关”要过。第一关是“接待”。第二关是“接访”。地方上有这样一句话，叫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你想啊，所有的“线”，都要通过你这一个“针眼”穿进去，一般的人，受得了么？
首先，光“接待”这一关，一般人就过不去。所谓“接待”，主要是对上的。只要是你分管的“口”，上边来了人，你必须出面，陪吃陪喝陪视察。这是工作。一个县级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有上边的人来，你说你陪不陪？记得有一天，薛副市长一天陪了七拨人，都是从上边下来检查工作的。他连喝了七场，醉得一塌糊涂。半夜被人架着搀回来，只要见棵树就说：来晚了，我检讨，我检讨。
再就是“接访”，“接访”是对下的。一个县级市，上百万人口，五行八作，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出。就在我到任天仓的前一个月，因为“接访”，一个卫生局的局长，听说还是博士毕业，一下子疯掉了！
听人说，这个卫生局长一早起来正在刷牙，听见咚咚敲门声，他嘴里还含着一个牙刷呢，只见一个白发老者破门而入。老者一手举着汽油瓶子，一手举着打火机，大声叫着：事关尊严，我不接受！我决不接受！我死！今天如不解决，我就自焚！死在你面前！……卫生局长一下就傻在那儿了。他说：你、你、你……径直出溜儿地上了。后来，这个扬言要自焚的人并没有死，卫生局长却患上了忧郁症，崩溃了。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这人是一个学校的老教师，因为没有评上职称，专门来找教育局长闹事的……结果他敲错了门。
说实话，一是对上，一是对下，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对付得了。在这里，喝酒、接待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喝好了，上级会有拨款下来，你也就为地方上争得了利益；接待不好，该给的钱没有给，你也就损害了地方上的利益。对下，你不能好好安抚，让人跑北京告状去了；或是出了人命，也是要负责任的……好在我没有分工。
在天仓的三年时间里，我先后跑了十一个乡、六十七个村子，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客观地说，像我这样一个几乎是冒名的副市长，堂而皇之地去许多个乡镇、村庄，见识了一个平原县份里各式各样的人物……还多亏了这顶“官帽”。
在我去过的许多村庄里，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枪杆刘”的村庄。
记得，当我初次到这个乡“调研”的时候，抱歉，我不得不用“调研”这个词，不然，我就师出无名了。那个年轻的刘乡长一见面就说：“李市长，我给你弄个秤。”
我一头雾水，说：“秤？”
刘乡长说：“秤。”
我还是不明白。
刘乡长年轻精干，才三十来岁的样子。刘乡长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挑一个喜欢的。回去给我们宣传宣传。”
我笑了，说：“好。”这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做不了别的。
是年轻的刘乡长把我带到枪杆刘去的。就此，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名叫“枪杆刘”的村子。
枪杆刘不大，只有六十多户人家。村街里很干净，也很安静，没有猪羊的叫声。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新盖或翻修的瓦舍，有两层的，还有三层的。不经意间，我发现这个村子四周枣树特别多。临近的院落里，也全是枣树。
进村不久，乡长就对一个女人说：老三呢？去把老三给我叫来。
一个乡长，对他治下的村落是否有权威，听口吻你就知道了。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个村子里，“老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排行第三，“老三”就是老大的意思。
我自然对这个村名很感兴趣。问了才知道，很多年以前，那是在冷兵器时代，据说是三国时代，这个村子是做“枪杆”的，刘家又是这个村子的大姓，所以才叫“枪杆刘”。
是啊，枪杆刘，当年这就是一个村子的名片。最早的名片。那时候，一捆一捆的枪杆从这里运出去，装上长矛，由成千上万的士兵拿在手里冲锋陷阵……离此地三十里，有一地叫“棋盘营”，那是古时驻扎军队的地方；二百里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官渡”，三国时期最着名的战例之一就是“官渡之战”——你能听到杀声么？
据传，很久以前，村西曾经有一庙，叫张飞庙。那时候一般的村子供奉的都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叫关帝庙。唯枪杆刘这个村子，敬的是张飞，又叫三爷庙（刘、关、张三结义，张飞行三）。据说，在张飞庙里，格外突出的，是张飞用的那杆“丈八长矛”。所以，在这个村子里，“三”为大。后来，不知从哪个年代起，朝廷不让做枪杆了，民间禁止生产武器了……当告示贴出来的时候，枪杆刘的人又该怎么活呢？不可考。
那么，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份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发生了变化。枪杆刘依然是枪杆刘，可枪杆刘不做“枪杆”了，桑木换成了枣木，他们改行做“杆秤”。说实话，我始终没有问出来，究竟是从哪一代（也许是唐代？）开始，这样一个生产武器的村子，演化成一个生产衡器的村子了。
一门手艺的传承，是需要时光打磨的。我想，它的演变，也是有原因的。大约，生计还是很要紧的。一个“活”字，就足以改变一个村庄的生存方式。是不是呢？
当我跟刘乡长闲聊的时候，老三赶来了。我知道，村级干部一般都是村里最聪明、最有智慧或是家族势力最大的人来担任。老三骑着一辆摩托，轰隆隆地开过来，老远就喊：“刘头儿，上头来人了？”
刘乡长说：“老三，看你烧咧，日上电驴了？来，见见，这是新来的李市长。”
老三一边下车，一边油腔滑调地道：“哟哟哟，大领导来了！失迎。失迎。”
刘乡长说：“老三，李市长可是个大作家。挑个好秤，到时让李市长带回去给你宣传宣传。”
老三下车后，我这才发现，他是个瘸子。老三踮着脚，划船一般，一悠一飘地走上前，说：“哟，哟，那是，那是……李市长，叫我握握你的手。这么大的干部，还是作家，我还是头一次……”
刘乡长说：“嘴上抹油了？甭说那没用的。走，先让李市长看看你的‘秤王’。”
我由刘乡长陪着，在老三家里看到了“秤王”。老三家的房子盖得很漂亮，三层、六间开外。正房堂屋里，“秤王”由一袭红绸（已经有些发黑了）罩着，横陈在一个朱红漆面的长条大几上——他祖先的排位前。这杆朱红油亮的大秤是上等枣木做的，约一丈二尺长，是他祖上传下来的。老三说，现在很难找到这么大的枣树了，只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杆秤了，所以才敢称为“秤王”。
“秤王”静静地陈在那里。看上去，它不仅仅是衡器，它就像是历史，挑着岁月。如果它能开口的话，一个村子的变迁史就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可它不会说话。我轻轻地摸了一下秤杆，很凉，很光，乌亮。秤星依然放射着金色的光芒。
据老三说，“文革”时，县城里来造反的学生，曾经让他爷爷背着这杆“秤王”去游街。那几十斤重的大秤砣就挂在他爷爷的脖子上，学生们要当众砸了这杆大秤，说是“黑心秤”……后来被全村人围住，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饭碗”，拦下来了。
我问：“这样的杆秤，现在还做么？”
老三说：“早些年，还有一两户做些小秤。现在不做了……没人要了。”
我说：“那你们……”
这时，刘乡长狡黠地一笑，说：“老三，走，领市长再看看你们的新产品。”
这一天，我真是开了眼了。就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我像是经历了三个世纪……在枪杆刘的产品陈列室里，我看到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各种样式的弹簧秤、电子秤、台秤、手秤，还有血压计之类的东西。
产品陈列室里静静的，只有时间在走。我却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这是一个衡器的世界，可它“称”的又是什么呢？
我问：“这技术……”
老三说：“不瞒你说，李市长，最早是仿的。一个亲戚从香港那边带过来一手秤……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牌儿’了。”
我看着老三。老三两眼就像秤星一样，一眨一眨地，闪着狡黠的光芒。由此，我以为，这秤后是有人的。在枪杆刘，也许，一代一代都站着像老三这样的智者。
离开枪杆刘的时候，刘乡长让老三送我两件衡器。一个是可以戴在手脖上的微型血压计，一个是称体重的、桃型的、有机玻璃面的电子秤。我本来是拒绝的，可老三说：“看不起人嘛。乡长都说了，带回去给宣传宣传。”
我知道，就销路而言，这是当今中老年人最喜欢的产品——愧领了。
临别时，老三突然贴近我，耳语道：“咋看，你都不像个官儿。不会是假的吧？”见我笑了，老三又说：“你不会‘啊’，当官得‘啊’着点，多派。你还得会‘日骂’人……不然，在这地界上，你占不住步。”
这时，只听刘乡长厉声说：“狗日的老三，胡日白啥呢！”
老三脸一变，笑嘻嘻地说：“木有。木有。我是问李市长啥时再来。”这个“木有”原是本地土话，现在却成了网络上的时髦用语了。
回到乡政府，我又看见了老郭。老郭在乡政府门口蹲着，旁边扎着一辆破自行车。看见乡长的吉普车开过来，他大远就喊：“二套，二套！”
老郭叉着两条腿，半弯着腰，一边追一边喊，很像是一只大螃蟹。近了，我才发现，原来他裤腿上夹着两只木夹子。那是他常年骑自行车在路上奔波，怕裤脚搅进车链里。这除了当过教师的细致，恐怕还有生活的窘迫。
刘乡长从车上跳下来，气呼呼地说：“郭老师，你别老喊我的小名。我都当乡长了，说起来也是一方‘土地’。”
老郭说：“球，你一个乡长，在老师面前还端个啥？我都等你半天了。”
刘乡长不耐烦地说：“又找人集资呢？”
老郭说：“可不。一趟一趟的，我腿都跑折了。枪杆刘这边富，你再给说说呗，我给股份。还有，你那当大官的同学……”
后来我才清楚，刘乡长确实当过他的学生。上小学时，老郭教过他四年。刘乡长上大学时，老郭还资助过他。
就见俩人蹲在乡政府的门外，在背人、背风的去处，嘀嘀咕咕地商量着什么。老郭腔口大，在风里，我听见他说：“……不是‘5’。可不是‘5’。我真没说过‘5’，我说的是‘1’。不就让他帮着盖几个章么？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你要的。你是我学生，我能不知道你么？你是够意思，可你那大学同学虽说是省里处长，人真不咋的。我不光是送他苹果，苹果一点不烂。你听我说，我知道他不稀罕……我说的是‘1’呀，真的。要不，我给你赌个咒？我从没说过‘5’，我说的是‘1’……”
两人就像是说暗语，反复说着“5”和“1”，我始终不明白“5”和“1”到底指的是些什么。
当然，也是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老郭说的“5”或“1”，居然是可以要人命的东西。
七
我跟老郭的缘分是后来才续上的。
知道我没有分工，有一段时间，老郭就不再找我了。据我所知，他仍然经常到市府大院里去，缠他的“亲戚”薛副市长。
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老郭又被薛常务轰出来了。薛常务对老郭吼道：“出去！我没你这门亲戚。你说说你都干的啥事？成天不照号，还敢搞女人！外边到处传你的臭风，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草帽张姓汤的女人，叫个啥子？你家都不顾了，跟人家胡混……吹，吹吧，西山的牛都让你给吹死了！见天打着我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说说，你跟我啥亲戚！”
老郭傻了。老郭就像是让人踢了一脚的狗，一条夹着尾巴的狗，仓皇地从门里退出来。他一边走，嘴里一边嘟哝道：“姓薛的，断亲了。从今往后，咱一刀两断……”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来到了前院，忽然想起了他的破自行车，像没头苍蝇似的转了一个圈，又回过头去推自行车。这时候，他又找不到车钥匙了，半蹲在车前，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那情形惶如一个即将被捉的偷车贼。
这些都是我在后窗看见的。那天晚上，我看老郭着实可怜，就在他转来转去找钥匙时招呼他说：“老郭，来屋里喝口水吧。”
谁也想不到，老郭掉泪了，老郭含着两眼泪，对我说：“啥鳖孙亲戚？那脸黑得跟欠他二斗黑豆钱样。从今往后，我再找他，我就不是人！”
安慰了他几句，我随口问道：“说说你的项目，你到底是个啥项目？”
“你看，这就是专利成果。”只见老郭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个用红布裹着的小瓶子，瓶子里装的是几粒晶莹剔透的、小石子样的东西。老郭赌咒发誓般说：“李市长，我要说半句假话，让雷劈了我！”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看了老郭的全部材料和盖有国务院大印的专利证书。看过之后，我大吃一惊。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项目，是一项生产“人造金钢石”的专利技术。说实话，技术方面的数据和文字材料，我没看懂，太专业了。
可是，翻着厚厚的文字材料，我也觉得，老郭如果不是骗子，那他就是个十足的疯子！老郭是乡村民办教师，没上过大学，不可能有这样专业的创意。他手里的这些材料和证明，要么是假的；要么……
坦白地说，我一向自视甚高，我认为我的眼睛就是一部测谎仪。我看着老郭，直视着老郭的眼睛，我以为我可以看到欺诈……然而，我错了。
老郭的脸上没有一丝虚饰。老郭勾着头，一声声地连连叹气。当他抬起头的时候，那深陷的眼窝里写满了两个字——绝望。
我问：“老郭，你说实话，这专利是你的么？”
老郭说：“是。是我的。”
老郭说这话时有一点点迟疑……我死盯着他的眼睛，再一次逼视着他问：“真是你的？”
老郭说：“是。买的，我买的……”
我望着老郭，老郭的两只眼就像是两口深井，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红色藤蔓的深井，那里面伸出的是一只凄绝的、求救的手……
可是，我仍然不相信。说破大天来，我也不信。一个农民，虽然当过民办教师，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胆识？会去掏钱买一项他根本不懂的专利成果？
第二天，凭着记忆，我给一位久不联系的、也仅是早年见过几次面的省专利局的马副局长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老郭的专利号，让他查一下真假。马副局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你说的是天仓县的大个子老郭吧？不用查，真的。你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趟，给你说个他的笑话。有一次，他在局门口等了一上午，想尿，又怕错过了要找的人，硬是憋着尿在了裤子里！我们局里的人都认识他……
后来，我才知道，这项专利，最初，老郭只有一半。另一半，的确是他掏钱买下来的。
这里边是有原因的。
老郭有一个当过知青的朋友。此人当年从城里下放到了画匠王村，在画匠王待了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他一直跟老郭“通腿”。现在的年轻人大约不会知道什么是“通腿”了。“通腿”也是本地方言，就是俩人一人一头睡在一个被窝里，相互以体温取暖。
这人跟老郭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此人日后考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主攻方向是材料力学。当这人从国外的资料上看到了这项创意之后，萌生了深入研究的想法，可他没有条件……所以，他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在老郭的资助下完成的。这项专利技术由“通腿好友”命名为“tthy工艺法”。
当年，老郭当过一段时间包工头，手里有些钱。这位朋友就跟老郭签了一份协议，如果研究成果获得专利，有老郭一半。不幸的是，此人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进展，却患了很严重的肾病。为了给朋友治病，也为了让朋友继续搞研究，老郭花光了积蓄，不得已把新盖的楼房也卖了。那位朋友临咽气前，为了报答老郭，把另一半专利也签给了老郭。不过，据老郭说，最后，他要求老郭给他一个承诺。
老郭答应了。
什么样的承诺呢？老郭没有说。
老郭只说：你知道陈景润么？他就是个“陈景润”。书呆子，除了研究，啥心不操……只是没有宣传出去。
我猜想，最初，老郭不仅仅是为了友情。老郭也想获利。不能说老郭没有获利之心。可随着他后来的投入越来越大，这件事就成了他的命。他魔怔般陷入其中多年，他把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楼房卖了，他已倾家荡产。
其实，老郭所做的事情，想分辨真假并不难。只要静下心来听他说一说，就清楚了。问题在于，他只是一个农民，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他说。人人都很忙，谁愿意听一个农民讲他的“专利”，讲他的困苦……所以，老郭到处碰壁。
那天晚上，老郭告诉我说，他已“跑”下来不少“章”了。还差九个……盖满所有的章，他就可以正始启动了。
老郭恳求说：李市长，你在上边肯定有熟人，帮帮我。
老郭看我迟疑，又说：到时候，如果九个章全跑下来，我给你百分之五的股权。
我笑了。后来我才知道，老郭到处许愿，是个“吐噜嘴”。
八
我曾经给老郭“跑”过几个“章”。
刚开始“跑”的时候，我很有信心，先后陪着老郭跑过省城的一些部门；也给省城那边较熟的朋友们打了多次电话。可是，到了要盖第五个“章”的时候，原本我以为很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老郭整整跑了一年零四个月，却仍然没有办下来。
就这么陪老郭“跑”了几次后，连我也灰心了。说实话，没人相信老郭，大凡一说到专利项目，就没人愿意往下听了。所有人都不相信，一个农民，怎么会拥有这样的发明专利。这就要老郭反反复复地给人解释。有两次，我站在一旁，也几乎被人当成骗子了。甚至，有一次，一位相熟的领导干部把我拉到一旁，说：老兄，你是个作家，我很尊重你。这人不靠谱，你受了他多大贿呀？由于太失尊严，后来我就不再跟他跑了。可老郭仍然坚持着。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碰上他，见老郭头肿得像斗一样，吓了我一跳！问了才知道，他捅了一棵老树上的马蜂窝，说是又要用蜂巢给银行的行长配药……可还是没人信他。
坦白地说，老郭也是做过假的。老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回到乡下四处游说，到处许愿。再见老郭时，他喉咙哑了，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居然把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都动员起来了……老郭先是以人格、后来又以专利项目作担保，零打碎敲，先后在画匠王及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借”出了几百份银行存款单，有一千两千的，也有几万的（这些存单是做验资用的），他跟乡亲们说好，只是借用三五天。可是，到了，老郭仍然没有把“证”办下来。
那些年，老郭就这么一直在路上奔波着。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据说，这年冬天，临近年关的一天，老郭还在路上，他像是彻底绝望了。五年了，没有人知道他心里藏有多少委嘴里传出来的。“人造金钢石”新工艺的专利发明人，也就是老郭当年的“通腿好友”，曾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有关“tthy工艺”的论文。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先后与“通腿先生”通过十几封信函……后来，日本人对这个专利项目越来越看重，就专程赶来了。这个日本人就是池田龟一先生。
民间传说版本五，“台湾说”——老郭的爷爷有一兄弟，早年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后杳无音信，据说是逃到台湾去了（还有一种更不靠谱的说法，说此人当过国民党的高官，甚至说就是曾当过省保安司令的XXX）。可此人后来改名换姓去了日本，在日本逐渐把生意做大，当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此人很想念家乡的亲人，可又不便公开露面，就派他公司里的一个日本董事先回来探探路，这个董事就是日本人池田龟一。不然，日本人凭什么给老郭投资呢？
还有人说，就在那个配电房里，在那个木箱上，除了一个茶缸子，那个“人情债”小本本，还有一张纸，纸上写有分期还债的时间……据说，薛副市长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尔后揉成一团，先是愤然摔在了地上，尔后又捡起来，装进裤兜里了。
没人知道老郭为什么会突发心脏病。也没人知道老郭当时的心情。他奔波了那么多年，多少苦日子他都熬过来了，眼看企业终于投产了，他为什么会死呢？可我知道，老郭心里很苦。他被那些人情债压着，一直翻不过身。
有民间传言说：郭守道死得很值。他这一死，给郭氏后人、给整个郭氏家族换来了上百亿资产。他再也不欠任何人的债了。
有民间传言说：老郭最怕有人当众唾他，怕那口“唾沫”。尤其是怕草帽张的女人们……人活一张脸哪。
有民间传言说：老郭就是要完成一个朋友的心愿。他当年答应过的事，他完成了，死而无憾。
是啊，一个命运多舛，拼命“钻挤”的人，为什么会死呢？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初见老郭时，他说过的一句话。老郭说：我写过诗。
是啊，老郭是写过诗的。他还有过情人……大约，他一直想在情人面前直起腰来，说一句硬气的话。可他就这么走了。也许，在骨子里，他最想做的，是一个诗人。
又三年后，“金钢国际”正始上市，资产评估已达三十七亿之多！日本人池田龟一仍然占有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为此事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薛副市长，已调任邻近一个市的市长，正职。“金钢国际”也已由老郭的大儿子接手出任董事长。
十三
在离开天仓之前，我专门到邻近的一个县去看了许由墓。
许由墓就隐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落里。我去的那天是国庆节，阳光很好，秋庄稼已开始收割了，公路上到处晾晒着新割下的豆棵和玉米棒子……进了村，一路打听着，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通向许由墓的一条小路。小路上也铺满了村民们晾晒的玉米和豆棵，已无法通行。好在只有几十米的路，就下车步行前往。
许由墓就在眼前了。那只不过是一堆稍大一些的土丘，土丘已被圈起来了。土丘前有一墓碑，土丘外围十米左右，有一道围起来的铁栏，铁栏上有一道铁门，门是锁着的。
阳光下，那墓前连棵草都没有，静静的。没有香火，没有供品，也没有人……我心里说，这就是许由。这就是许由了。
这时，刚好有一农人闷着头、背着一袋新摘的玉米棒子从许由墓旁的田野里走过来。我问：老乡，这就是许由墓吧？
他说：是呀。
我问：门怎么锁着呢？
他说：圈起来原是要收费的。一次五元。可没人来。
尔后，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很肯定地说：退休了吧？
我笑了笑。
他说：当官在位的，谁来这地方？
就要离开天仓了。心里不免有些怅然，那感觉是说不清的……我想，我要记住的，还有一句话，是关于“桥”的。
不管怎么说，在天仓三年，使我认识到：人的心灵深处，是有“桥”的。也许，有的人并不明白；或许是说不清楚。可我知道，他们心里有。
如果木有，就建一座吧。
民间传说版本六，“风水说”——有人亲眼看见，老郭家祖坟突然冒烟了。老郭家的祖坟在画匠王的西地，那是一块风水宝地，五十年发动一次。前年，老郭亲戚门里，有一位老太太去世了，打穴时，挖着挖着，挖出了大片葛条，用砍刀砍的时候，那葛条流出来的汁液竟然是红的，像血一样……于是就不敢再砍了。谁知，那新穴挨着的就是郭家祖坟。就此，风水提前发动了。于是，凡阴雨天，就有人发现郭家老坟的坟头上冒出一股一股的青烟。
民间传说版本七，“画家说”——后来据县文联的一位画家说，池田龟一不是商人，他爱好的是艺术，他只是个艺术品收藏家。池田先生之所以到中原来，最先是他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看到了一幅画。正是这幅画吸引了他，于是他慕名而来。他到中原来是为寻找那位画家的。在省城，池田先生访到了那位画家，并且跟画家签了约。由池田先生出资约请这位画家画一巨幅大画，画的名字叫《走出太行》。池田先生跟老郭只是在车站上偶然相遇……十年后，画家累死了，而这长约百米的巨幅大画也成了世界名画。当然，此属后话。
那么，池田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到中原来，先后做了两项投资：一项是投资给画家的；一项却意外地投给了老郭的项目……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他为什么会投资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
世间的事，哪怕是亲历亲为者，由于所站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所讲的内情也就会千差万别……我虽身在天仓，而且是挂职副市长，又是实实在在接触过老郭的人，可我仍然说不清楚，这些传闻种种，究竟哪个是真的。
九
草帽张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村子。
草帽张与邻县搭界，是本市最靠西边的一个村庄。
这个村虽名为“草帽张”，却没有一户姓张的，多数姓王，也有姓马、姓徐的，是个杂姓村落。草帽张当年最有名的是这里的编织业。这里用细麦秆编的草帽全省有名。这里还搞过麦秆画，也曾名噪一时。我还听人说，这里有一个名叫汤秀英的女子，心灵手巧，曾是编花边草帽的高手，当年曾被人称作“草帽西施”。
据说，草帽张曾是女人的天下。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村子里，在家主事的是女人。因为这是个以编织业为生的村子，女人们大多都有一手编织花边草帽的绝活。这里有一种说法：死钱（粮食）是地里种的，活钱是女人挣的。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所以，在草帽张，女人说了算。
民间曾有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传说，说草帽张的女人腰好。因为她们常年弯腰做编织……几乎相当于常年做瑜伽功。这里还有一传言：是说草帽张的女人大胆泼辣，敢爱敢恨，极尽风流。
遗憾的是，待我去草帽张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看到。时代变了，城里的女人一个个都打起了小洋伞，草帽张女人编的花边草帽没人要了。于是，就丢了手艺，再也不搞编织业了。听说有一阵子还试着搞麦秆画，也红火一时，因为上边来人一次次地拿画送礼不给钱，搞着搞着就搞不下去了……远处的103国道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村街里却静静的，几乎看不到人。一个上千口人的大村，竟如此安静，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然而，就是这一天，我却看到了一场官司，是离婚的官司。
就在村街的中央，村委会的院子里，乡里来的巡回法庭正在判一桩离婚案。说是“法庭”，其实很简易，就在村委会院内的大槐树下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白塑料牌子，牌子上印有两个红字：法庭。法庭后边的椅子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制服男，法官；另一位是制服女，正拿笔记着什么，看样子像是书记员。
法庭前面，一个男人一脸愁苦地在地上蹲着，半截燃着的烟沾在他焦黄的嘴唇上。他身边偎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小的有五六岁的样子，大的七八岁。
另一个，竟也是男人。他是站着的。穿西装，打着一条米黄色领带，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腋下夹一皮包。看了一会儿才明白，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律师——女方代理人。
院内不远处，还站着七八个围观的老太太，正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
只见那律师半弯下腰，拍拍那蹲着的男人，说：“老徐，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该说的都说了……签了吧？”
法官竟然也跟着说：“老徐，啥条件都答应了，签吧。”
蹲着的老徐忿忿地说：“她为啥不回来？哼，她是不敢见我吧？！”
律师紧接着说：“是。王月华说了，她不回来，是没脸见你了。还说，请你和孩子原谅她。”
老徐猛地蹿了一下，又重新蹲下来，说：“她叫王槐花，不叫王月花。名都改了？让她回来。她不回来，我不签！”
律师咂咂嘴说：“是，是，王槐花。老徐，老徐，你怎么……这话，说着说着又绕回来了。王、那个槐花要是能回来，还用我这个律师代理么？王槐花说了，你提的条件，她都答应，你还想怎么着？老徐，你听我说一句，你也是个大男人，留住人留不住心，是不是？签吧。还是签了吧。”
老徐眼一红，说：“孩子没妈了。我跟孩子没法交代……哼，跟一五六十的老头子，咋想的！”突然，他又一次猛地蹿起来，对着村街吼道：“我日你娘汤秀英！”
律师一怔，说：“那你，那你，对不对……（又和风细雨地）老徐呀，怎么会呢？母亲啥时候都是母亲，这血缘关系是不会变的。到时候，等孩子长大了，也可以去找她么。再说了，这些年，那个王、王槐花年年往家里寄钱，没少给你家里出力呀。两层的楼房，是人家王槐花挣钱盖的吧？要离婚了，人家王槐花还拿了抚养费，你说十万就十万。也算是有情有义吧？你还想怎么着呀？法官在这儿呢，人家说判就可以判，你也别太过分了。”
老徐仍然拧着脖子，恨恨地说：“她为什么不回来？不见我，总得跟孩子照个面吧？都是那个汤秀英！村里的女人，一个个都跟她学坏了！”他再次跳起来，大声吼道：“我日你娘汤秀英！”
在这样一个法庭上，当事人曾数次提到了“汤秀英”这个名字。由此，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猛然想起，去年曾听老郭说，他在草帽张有一“好儿”，好像，名字就叫汤秀英。
关于汤秀英这个名字，我是突然对上号的。草帽张的老村长告诉我说，就是这个曾经跟老郭“相好”过的汤秀英，几年前，陆续带走了草帽张的二十多个女人。在这二十多个女人里，后来主动要求离婚的，竟有十三个；还有三个没信了，干脆不回来了。老村长谈到这件事时话说得迟疑、吞吐，且面带羞色，好像有些结巴。他说出外的女人们都说是在城里打工，打个球哩工，谁、知道日弄些啥？
我对老村长说：不错呀，还有专门的巡回法庭下到村里来……
没等我说完，老村长却说：球，无利不起早。你没看，那律师是干啥的？都给法官们塞了红包，使了银子（钱）……不然，哪能说离就离了？
我愣愣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后来我私下里打听，又听说这个名叫汤秀英的也才三十多岁，面容姣好，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子。她原本有丈夫，但她性子烈，男人怕她。虽然跟老郭“好”过一些日子，但最后两人却闹翻了。据说，汤秀英曾在画匠王的村街里当众吐老郭脸上一口唾沫，凌厉地送了他一个“呸”字。
事情的复杂程度让人无法想象。没想到的是，这事竟与老郭也有牵涉。如果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事牵涉到了一个“非法的集资案”。所谓“非法”，是现在的说法，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
我说过，老郭曾是个很好的匠人。当年，老郭曾带着一班泥水匠在草帽张给汤秀英家翻盖过房子。据说，两人就是那时候“好”上的。
传言说，当年老郭就蹲在汤秀英院中一个碾篾子的石磙上，嘴里叼着烟，气宇轩昂地指挥匠人们翻盖屋顶（取下麦草，换成小瓦）；汤秀英则围着一个围裙在院子里张罗着给匠人们做饭……老郭说：主家，经我手翻盖的房子，保你三五年不漏雨。汤秀英说：那十年呢？老郭说：没问题。汤秀英说：咦，还能保一辈子？老郭说：那就难说了。就是两口子，谁也不能保一辈子。不过，如果漏了，我还来修。汤秀英说：咋修？老郭说：你说修哪儿就修哪儿。上边，下边，都行……也许是话赶话，这就有些调戏的味道了。一来二去，两人对上眼儿了。事后，两家竟认了干亲，逢年过节的时候，老郭会提着点心来这里走一趟，对外说是串亲戚。
虽说草帽张村的人并没抓到什么，可谁都清楚，两人是“好儿”。
一个女人，一旦真心喜欢上了一个男人，不管他说什么都会相信的。后来，老郭跑“专利”的时候，一时手头紧，曾经来草帽张找汤秀英帮忙“集资”。不知老郭是否存心“忽悠”，但他当时肯定是许过愿的。由汤秀英牵头，联络了村里二十多个妇女，偷偷地把家里的私房钱拿出来交给了老郭。最初说好的是一年为期，可老郭把钱都花在路上了……后来一拖再拖，老郭爽约了。老郭拿不出钱来，就一次次改口，先是说给利息，后又说分红，再后来说是转股……一晃几年过去了，老郭没有把企业办起来，连面也不敢照了。
在这段日子里，女人们嘴快，拿私房钱集资的事渐渐露出来了。二十多户人家，竟有十多家为这私房钱打架的，一时闹得全村不安……就此，汤秀英的名声在村里越来越臭了。于是，有一天，汤秀英在画匠王的村街里截住了老郭。老郭躲闪不及，百口莫辩，只说这钱我一定还。早晚会加倍还！可汤秀英再也不听他解释了，当众赏了他一口唾沫！
也就是当天晚上，被逼无奈的汤秀英领着二十几个女子离家出走了……三年后，有三个出外的女人杳无信息，尔后有十三家打起了离婚官司。
十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池井龟一的到来，像是给天仓市注了一支兴奋剂。
据我所知，在整个事件中，最兴奋、最为积极的，要数薛百顺薛常务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薛副市长脸上有几颗麻子。过去还真没太注意，他脸上最亮的地方，是那几颗麻子。因为太激动，脸上总是有汗，那汗就在麻坑里汪着，亮晶晶的。薛副市长见人就说：池田先生马上就到。外商投资，这是第一家！
当然，不仅薛副市长看重日本人的这次投资，市委市府两院都极为重视。由市委王书记亲自牵头召开了科局、乡镇长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要求全市各部门全力配合这次招商引资活动……由于薛副市长一再强调他跟专利人老郭是亲戚（他三舅），会议决定由薛百顺牵头主抓这个项目。当时还成立了“tthy工程”指挥部，常务副市长薛百顺被任命为指挥长。我有幸与招商局长崔国光（崔斤半）一起被任命为协理薛常务的副指挥长。我知道，这是照顾性质的。这也是我挂职天仓后的第一次分工。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薛副市长当众立下了军令状，慷慨激昂地说：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往下，第一个任务就是如何接待好日本人池井龟一的问题。老薛是个工作狂，指挥部一成立，老薛当即就搬进了工程指挥部，那是临时租借的一栋小楼。他当众给我们宣布了四条纪律：内外有别；步调一致；口径统一；严守秘密。特别是，当着老郭的面，他强调说：三舅，这后两条，主要是针对你的。我知道，你是个吐噜嘴。古人说，事不密则废。要让日本人高高兴兴地把钱掏出来。要让他明白，这是双赢。老郭也只是翻翻眼，默认了。
在池田先生到来的这一天，天仓市的大街上挂满了“热烈欢迎”的红色标语；指挥长老薛亲自带着十二辆轿车迎到了市界的高速路口。
池田先生是招商局长崔国光从省城接来的。在高速路口下了车，一看这阵势，日本人愣住了。老郭小跑着迎上前去，池田先生有些诧异地对老郭说：“郭桑，这是……”没等老郭回话，站在一旁的崔局长赶忙着重介绍说：“池田先生，这一位，是我们天仓市的薛市长，薛市长亲自迎接你来了。”一听市长来了，池田先生忙鞠躬致意。老薛先是伸出手来，一边说着欢迎、欢迎，见池田弯腰鞠躬，也慌忙跟着鞠躬。双方都连连鞠躬。尔后，崔局长就把池田先生让到了老薛乘坐的一号车上。老郭怔了一下，本想跟过去，在崔局长示意下，只好乖乖地回到了与我同坐的二号车上。
于是，一行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浩浩荡荡地向天仓市开去。在这个热热闹闹的场景里，我一直是个跟随者。我也很想出点主意，可一点忙也帮不上。到了后边，我只有旁观的份儿了。
当天傍晚，天仓市为日本人池井龟一举办了一个豪华的欢迎宴会。虽然已是夏天了，池田先生仍然西装革履，看上去是一个彬彬有礼、动不动就鞠躬的小老头。可谁也没想到，到了后来，他竟然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池田喝醉是有原因的。按薛副市长的要求，招商局崔局长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待好池田龟一。老崔的理解就是要把日本人灌醉，于是他把酒桌上的十八般武艺全使上了。喝醉了的池田先生把领带都扯掉了，尔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扭腰晃臀、边歌边舞地唱了一首日本歌曲……
酒宴安排在本市最豪华的一家酒店里，接待也是高规格的。菜肴自不必说，专门从省城请的特一级厨师，大龙虾都上了。可上的酒却是本地产的“三泉春”。其实这个“三泉春”并不是本地酒，是把买来的正宗茅台酒倒进了“三泉春”的瓶子里。表面上喝的仍是本地酒“三泉春”，其实喝的是国酒茅台！
最初，池田先生还很矜持，仅仅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就说：哦，好酒。三泉春，好酒。于是，崔局长开始上手段了，先是“中日友好酒”，接着是“入乡随俗酒”“千里之行酒”“鱼头酒”“缘分酒”“交情酒”……一杯杯地劝池田喝下去。到了最后，老崔使出了“杀手锏”。他突然站起身来，先把十二杯酒倒在一个水晶玻璃杯里，当众一口喝下，说：“感情深，一口闷，这就叫一口闷！”尔后，他让小服务员拿过一个托盘，又倒上十二杯酒放在托盘上，就那么用手托着，晃晃地走到池田跟前，高高举过头顶，突然往地上一跪（这是有说辞的，这叫“跪酒”。“跪酒”也是本地风俗，当酒喝到酣处，有对赌的意味，对方是不能不喝的）！大声说：“池田先生，请吧！”众人都怔怔地看着，傻了一般。
最后，池田勉强喝下了这十二杯酒，当众人齐声叫好时，池田身子一晃，终于出溜到椅子下边去了……纵然到了这般时候，我仿佛从池田眼镜片上仍看到了一丝警惕的闪光。
当众人搀扶着把池田送回客房后，大厅里，崔局长吐着满嘴的酒气，上前歪着身子打了个“立正”的姿势，对薛副市长说：“报告市长大人，还，还满意吧？”
不料，薛副市长摇摇地走过去，上前就是一脚！日骂道：“满意个锤子。老崔，你属啥的？忘了吧？”
崔局长一屁股墩坐在地上，吃惊地睁着两只惺忪的酒眼，回忆着说：“我，我，属，属……属马，属马的。”
薛市长说：“我看你属猪。咋球搞的？嗯？”
崔局长一脸委屈说：“市长，我可是按你的吩咐，全力做好……”
薛市长沉着脸说：“……你混蛋！谁让你给日本人下跪了？有辱国格？！”
崔局长傻傻地躺在地上，竟“哇”一声，哭起来了……
薛市长不再理他，也是一副酒醉的样子，捧着头，嘴里喃喃地说：“这事保密。谁也不能说出去。滚，滚犊子。妈的，高了，我也喝高了……”这时，站在一旁的秘书赶忙上前扶住他，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去。
这天夜里，当众人都以为薛副市长喝醉了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他竟在午夜时分，突然召开了一个由工商、税务、公安、消防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凌晨，等局长们打着哈欠匆匆赶来时，薛副市长已在会议室里端端正正地坐着了。
在会议室里，薛副市长笔直地在主位上坐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神情肃然，脸上竟再无一丝醉酒的样子。只不过，他面前放着一杯酽酽的浓茶。他两手按在一个大茶杯子上，很威严地说：“都到齐了吧？”
众人应道：齐了，都到了。
薛副市长说：“对不起，打搅各位的好梦了。不过，事情紧急，我也是不得已……咱长话短说。这样吧，大家都知道，这是市里主抓的重点投资项目。现在，外商已经到了……老郭，你说说，还有哪些手续、执照、证件啥的，没有办的，一律给我补齐了。”
会场立时炸了……税务局长说：这，这，市长，不是不办，按规定，手续不齐呀……众人也跟着嚷嚷说，是呀，这没法办，真没法办。
薛副市长一拍桌子，黑着脸说：“我告诉你们，谁影响招商引资，我撤他的职！也别给我这这那那、球长毛短，就现在，现场办公！我限定，明天早上八点钟以前，所有证、照一律办齐。至于缺的手续，以后再补！”
众局长一下子傻眼了。有人小声说：老天，这都二半夜了……
有人说：办呗。啥法儿？市长说了，办就办。
最后，薛常务溜了我一眼，说：“老李，李市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说说……”他这话，仅停留了几秒钟，没等我接腔，跟着就说：“没啥？好，散会。”
我只有苦笑的份儿了。说实话，老薛也是从工作考虑的，我不怪他。
更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清晨，八点不到，薛副市长已早早地恭候在宾馆的门口了。
十一
池田龟一在天仓仅待了三天。
三天的接待，让我不得不对薛副市长刮目相看。
三天三夜，七十二个小时，这个脸上亮着麻点的薛常务、薛指挥长，几乎没合过眼。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凌晨三点才散了会，五点钟，天刚蒙蒙亮，薛常务又把城关镇的镇长和近郊七里河村的村长叫来了。
薛副市长两手按着泡有浓茶的茶杯，威严地说：“事情紧急。长话短说。有个政治任务，交给你们。”
镇长一听有“政治任务”，身子一挺，说：“市长吩咐吧。我们一定照办。”
七里河村的村长也跟着说：“市长你说。”
薛市长说：“老昆，你七里河有闲地么？借一百亩用用……”
村长眨蒙着说：“啥？你说啥？借地？借，借啥地？这，这……”
镇长侧过身子，望望老昆，又看看市长，不知该说什么。
薛副市长脸一沉：“你慌个球，又不是割你肉！你听我说。你听清楚再说。我说的是借！只借一天。”
老昆说：“借？”
薛副市长说：“对，借。就一天。”
老昆还是有些不放心，眨巴眨巴眼，说：“那，干啥……用？”
薛副市长说：“市里搞招商引资，这是个大项目。至于企业办在哪儿，以后再重新选址。当紧的是，日本人来投资，咱们要搞一个开工奠基仪式，就近。这你懂吧？先把事糊弄过去……”
老昆点着头说：“懂，我懂。就一天，是吧？”
薛副市长说：“就要你搞一个会场。场面要大，到时候，弄一碑，挖个坑，封封土，照照相……就这点事。”
老昆说：“明白了。行，这行。”
接着，薛副市长又对镇长命令说：“这个事，由你监督执行。要搞得声势大一点，要喜庆，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报纸、电台、电视台都要去人……宣传上的事，你直接跟李市长，就那个，作家联系，由他具体负责。”
镇长连连点头说：“马上办。我马上去办。”
最后，薛副市长严肃地说：“这个事，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执行去吧。”
说心里话，当镇长把这些情况告诉我的时候，我只是吃了一惊！是啊，老薛能做的，我未必做得了，也不会有人听我指挥。我心里清楚，这些人，我一个也调不动。老薛是本地人，他跟他们打了几十年交道，太熟了。
第二天上午，薛副市长先是陪着池田先生参观了市里的几家企业。路线是早就定了的；中途还让他看了本地一景：清代的“八角砖塔”。一路上，薛副市长一直把池田龟一像财神爷一样敬着，精神抖擞、口若悬河地给他介绍当地的情况……我们这些人只是浩浩荡荡地厮跟着。
下午安排的是“奠基仪式”。说好是三点钟开始，可车队刚出发不久，却突然停下了。只见薛副市长跳下车，很果决地一挥手，把我们一干人召集在一起……这时，薛副市长提了提裤子，很突兀地问：“厕所，准备厕所了么？”
我们都愣了。
他用手指了一下招商局长：“外交无小事。老崔，快去准备。”
老崔苦着脸说：“这，这，来不及了呀。”接着又说，“要不，弄个席棚，凑合一下？”
薛副市长说：“不行。有外宾。”
老崔说：“那，那……”
薛副市长命令道：“这样，你去环卫处调一个，那儿有新进的‘板式卫生间’。就说我说的，这是政治任务。我让车队围着城北新区转一圈……”
老崔挠挠头，急急忙忙地准备卫生间去了。
于是，前边有警车开道，我们整个车队就围着北城新区转起圈来，名义上是参观新区，实际是等“厕所”……一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车队才进了会场。
那天下午，整个会场挂满了横幅，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城关镇的镇长安排人在会场上插了近百面红旗；为了烘托会场气氛（原本已有薛副市长从食品厂借来的一百个工人助阵），镇长又从附近的小学里抽调了二百名学生，一个个举着花环，表示热烈欢迎……车队一进场，城关镇的镇长领着众人巴巴地迎上来，说：薛市长，怎么样？
薛副市长一挥手说：开始。开始！
其实，“奠基仪式”仅用了不到四十分钟时间。先是薛副市长代表当地政府讲话；接着是池田先生代表外商讲话。池田讲话时本已给他准备了翻译，可池田先生会说中文，不用翻译，只好作罢；最后是老郭代表企业致答谢词。老郭上台后由于太激动，一时泪流满面，几次哽咽，话都说不出来了……薛副市长在一旁低声说：算了，下去吧。这时候，老郭突然抬起头，对着蓝天、夕阳大声喊道：兄弟，你的愿望，我实现了！
此后，我们在薛副市长的带领下，簇拥着池田先生依次走下台，来到不远处一个挖好的基坑前，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众人围着罩了红绸的奠基石，一人上前添了几锹土……这时候，只有池田先生特别认真，添几锹土，还用脚一一踩实。于是，众人也都跟着踩。
奠基仪式圆满结束，我跟着薛副市长先后走进了刚搭建好的板式卫生间。让我惊讶的是，薛副市长尿泡很长，尿着尿着，他竟然睡着了。他两手捧着“枪”，仍然是撒尿的架势，却昂扬地打起了呼噜……
我怔怔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我上前轻轻拍了他一下。不料，他打一尿颤儿，淡淡地说：没事，就一分钟。
十二
当年，日本人来投资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天仓。
在民间，整个天仓市都在传着这样一个数字：老郭这下子大发了，正枕着一屋子钱睡大觉呢！日本人一下子投了十个亿！乖乖，十亿美金呀！
可薛副市长却私下对我说：咋办呢？头疼。我脑子眼儿疼。
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会“头疼”。他不可能不“头疼”。天仓市招商引资，声势搞得这么大，可这位从日本来的“外商”，仅仅才投了一千万日元。最初，在谈判桌上，当池田先生说出“一千万”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人民币。虽然不算多，也不能算少了。可当他说出“日元”的时候，我们都愣住了。那时，薛副市长还不明白日元的交换比值，他大约当成“美元”了。就说：行。签吧。老郭，你签。
此刻，我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崔局长会意了，他站起身，走到薛市长跟前，耳语说：薛市长，门外有人找。
薛副市长看了他一眼，站起身，跟着他到门外去了。到了门外，关上会议室的门，崔局长急了，说：市长，声势搞这么大，这日本人才投七十多万呢。
薛副市长一怔，说：啥七十多万？不是一千万么？
崔局长说：一千万是日元，合人民币也就是七十来万。
薛副市长说：是么？你算清楚了？不会吧？
崔局长说：日元不值钱，合人民币就七十多万……
薛副市长说：操，你怎么不早说？
崔局长说：咋办？
薛副市长沉默片刻，说：事已至此，就这吧。记住，保密。
后来，崔局长告诉我说：李市长，日本人把咱涮了。操，光接待费都花了十多万……
就这样，笑眯眯的日本人池田龟一，以一千万日元的价格，拿走了“tthy人造金钢石新工艺”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他本是要百分之四十九的，余下的百分之六，成了“模糊系数”，据说到了中间人手里。那么，谁是中间人呢？
总体算下来，池田的投入，还没有老郭早期的投入多！
然而，在池田龟一离开天仓的第二天，工程指挥部临时租用的那栋小楼就被围住了。人们一群一群地围在小楼前，全是要账的！
我曾经说过，老郭是个“吐噜嘴”。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欠下了那么多的人情！
老郭所有的亲戚，七大妗子、八大姨……全都涌来了；画匠王村的乡邻、附近村落的匠人朋友，也都来了；还有老郭这些年在跑事的过程中曾经借过钱、得到过帮助的一些生意上的主儿，一窝蜂都来了。枪杆刘村居然来了一百多号人，他们打着用白布做成的要债横幅，还不停地敲着锣；草帽张来的全是汉子，他们捋着袖子，个个像红了眼的狼！楼前一下子围了几百人，都是来堵老郭的，一个个义愤填膺：
“人真短哪，当初咋说的？恨不能跪那儿喊爷！一有钱脸都变了？面儿都见不着！”
“啥人呢？那么多钱，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放那儿生娃儿呢？！亲戚都不要了？脸也不要了！”
“我这儿可是有字据的！当初红口白牙咋说的？出来，姓郭的，你给我出来……”
“他敢出来么？他要是敢跟我照个面儿，我钱也不要了，当面吐他一脸唾沫，扭头就走！”
“当年，他说要给人送礼，我那一布袋甜瓜，在地里现摘的甜瓜，不说是金瓜，也是给他救了急的……”
“我那一布袋枣，大红枣，也是现摘的。年年去我那儿弄一布袋，都记着账呢。当初说那话，哼！你要真没钱也就算了。现今你有钱了，还装孙子……”
“我是有股份的。我也不要股份了，折算一下，给我钱就行。他说的，他自己亲口说，事成之后，给我百分之一的股份。十亿美元的百分之一是多少？你给我算算……”
“哎，我听说他在外包的有女人！一个女人一处宅！在省城藏了十几窝！可那钱，就是撒也花不完呢……”
枪杆刘的村长老刘大声喊道：郭守道，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出来！……
据我所知，老郭欠下的全是“人情债”，老郭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况且，企业还没有真正办起来，没有见到一分钱的效益。就此说来，他就更没有……可老郭还是没脸见他们。
那时，老郭就躲在那栋小楼里，透过窗帘的缝隙，悄悄地、默默地看着他的亲戚、乡邻、朋友们……没人知道老郭在想什么。这时候的老郭成了一个“贼”。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白了！
这天，确切地说，老郭是藏在薛副市长轿车的后备箱里，被人悄悄地从小楼里运出去的。老郭那么大个子，就那么蜷在后备箱里，窝着个脖儿，像狗一样偷偷地从那些“债权人”眼皮子底下逃出去了。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老郭一直是东躲西藏……他再也没有回过他的老家画匠王村。
当时，我很想出去跟他们聊一聊，做些安抚性的工作，被薛副市长强令制止了。老薛说：这事，政府决不能出面。谁也不能出去……不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
客观地说，这家此后冠名为“金钢国际”的中日合资企业，薛副市长是出了大力的。薛副市长很头疼。可他是立过“军令状”的，骑虎难下。就此，薛副市长邀约省、市两地的银行，以政府的名义给“金钢国际”贷款作了担保……这也是担了风险的。在“金钢国际”筹建的过程中，每每遇到难处时，薛副市长就跟老郭拍桌子大骂，于是两人对骂，以至于闹到了互相扇耳光的地步……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薛副市长泪流满面地指着老郭骂道：“郭疯子，我他妈欠你的呀？！”老郭也拍桌子反击说：“姓薛的，你就是个官迷——是你找我的！”
可出了门，薛副市长又会笑容满面地对记者说：这个企业是市里的大项目，中日合资项目！万事俱备，一定上马！薛副市长跟老郭也真够坚强。有多少次，每每遇到难关，骂归骂、吵归吵，两人都咬着牙挺过去了。
就在“金钢国际”正式投产的那一天，当薛副市长邀约省、市领导前来剪彩时，老郭不见了……后来才发现，老郭躲在厂内一个配电房的小屋里，已经去世了。
据说，当薛副市长找到他的时候，老郭在一个简易的折叠床上躺着，他因劳累过度，半夜里突发心肌梗死……他身前的木箱子上放着一个写有人情账的小本本。薛副市长还以为他睡过头了，进了配电房就骂：郭疯子，你他妈……最后，薛副市长往地上一跪，哭着喊道：三舅，三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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