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腰上拴了根麻绳，麻绳的另一端牢牢地绑在打进墙里的木橛子上。他从炕的那头扶着墙站起来，拽着绳子摇摇晃晃地朝炕沿扑过来，然后停在离炕沿一步远的地方摔倒了。我蹲在灶前往灶里添柴火，每次看他扑到炕沿时，心一惊直起身子怕他跌下炕来。每一次他都跌倒在相同的位置，慢慢地他似乎习惯了这个游戏，小小的身子被绳子拴着，从炕那头猛地跑过来，又重重地跌在炕沿上，好像他认定了跑过来就是为了跌倒。于是从早上到晚上，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那个游戏，兴冲冲地跑过来，再兴冲冲地跌倒，跌倒变成他唯一的乐趣。
一
弟弟一直试图逃离小时候拴着他的那根绳索，他在用这种方式来扯断跟自己熟悉的世界的所有联系，他是以这种方式在挣脱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时间。长大了以后，他一次次地离家出走。在他长久地离家后想回来的那个冬天，他从广州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在火车站他打盹的时候，他的密码箱被人提走了。一无所有的他在火车站大哭了一场，又转回头，扒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多年后，弟弟在带我去他的租屋的路上讲起了那个丢失的密码箱。我觉得，那里面锁着的不仅是他打工几年的积蓄，还有他密封在里面的经历的时间。一个人丢失或废弃了一些东西，也就废弃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那次，我把弟弟从那个衰败的租屋里领出来的时候，弟弟因为屋里的那几件旧家具、一堆早已弃他而去的“女友”破损生锈的饰品，围着那个屋子打转迟迟不肯离开。我看着他把那些假钻的项链和皇冠装进一个圆形的铁盒子，抱着铁盒子晃荡晃荡地走出租屋。在他半道上去一个同行家里取存放的几件金饰时，我把那个铁盒子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我知道保存了那些东西，并不能够使过去的一切回转。
那天我在雨里等了很久，远远地看见弟弟从梧桐树下走过来，从他失落的脸上我就读出，他并没能如愿地拿到他寄存的那些金子。
他恐怕还不知道，他失落的不是那些金子，是那些过去的时间。在失去的时间面前，所有忧伤都是徒劳的。我希望弟弟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从前，希望他能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时间和亲人中来。我希望他像爹爹四十多岁时那样，能有一个女人牵绊住他，给他生一堆孩子，然后让所有的时间都停留在当下。
惧怕捆绑的弟弟在一生中都试图摆脱拴住他身体的绳子，他一次又一次地挣脱那根无形的绳子的捆绑，一次次地远走他乡，又一次次地回来，在家门口跌倒。
为了甩开那根绳子的捆绑，他变换着一种又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又一个女人之间来来去去。他说他越来越害怕被女人管束，为此他离开了那个用痴情和温柔捆绑牵制了他十年之久的山东枣庄女人。
那个女人有着白得透亮的肌肤，淡黄的眉毛和眼睛，她雪白的乳房上两个硕大的乳头，殷红殷红的。弟弟说过那是为他而种的草莓。最终那两粒新鲜而饱满的草莓，还是敌不住时光和岁月的催逼，被那个女人寄存在了另一个男人那里。那个没有血色、见了阳光像见了刀子一样要紧闭起眼睛，像白化病一样惨白的枣庄女人，她嫁给那个泥鳅一样的广东男人的目的，最初也许只是想给自己的那两颗娇嫩的草莓保鲜。
弟弟最终甩开了那个枣庄女人，是因为他觉得女人代表绳子，他已经厌倦了那个女人的柔情，厌倦了她用米饭、鱼肉和各种各样的菜汤，还有女人带着腥味的肉体，像拴住一只猫一样拴住他。我知道弟弟害怕任何牵绊他的东西，为了逃脱女人的羁绊，他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打着光棍。他喜欢站在宾馆前台跟那些年轻的服务员眉来眼去，还喜欢停在商场里和女售货员打情骂俏。宾馆和商场，这些地点和场所不会让人联想到家，不会有根绳子从暗处出其不意地伸出来套牢他，在这种到处摆满了床铺、衣食，毫无后顾之忧的舒适环境里，他显得格外放松和应付自如。
二
我去广州接弟弟的那天，他就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见我的。我坐在他身边陪他说着话，他就犯困了，头发已经明显开始稀疏的脑袋靠在我的肩上，像小时候一样。我把手从他的头发上移下来，抚摸他粗壮的眉毛，他闭上眼睛张着少了一颗门牙的嘴，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有半年没有好好睡过觉了。他连自己的租屋也不敢过去，他怕他的对手来找他算账，他一度抢了那个凶悍的家伙的生意，为了报复，那个家伙在一个晚上带了一帮人，追到他喝咖啡的地方，逼得他走投无路从二楼上跳下来，摔成了脑震荡，一颗门牙也在水泥地上磕掉了。那个时候，妹妹正在从香港到广州的大巴车上。她不停地打电话问我，到了汽车站往我们所在的宾馆还要坐多远的的士。她的口气很焦急，恨不得马上见到这个失踪了二十年的哥哥。而弟弟以睡着的姿态等待着正在从远方飞驰而来的离散了二十年的妹妹。妹妹在最早打给我的那个电话里说，她只听了他的一句话，就确认是他了。他的声音再怎么变，她也认得，因为在我所有的弟弟当中，她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久。
那天，我和妹妹用爱和食物堆砌的规劝催眠了弟弟，我对他说，我和妹妹代表爹爹和妈妈，我们带你离开这里，你必须在四十岁之前结束你的漂泊生涯，父亲在这个年纪也已经不再漂泊了。我们要弟弟回到我们存在的那些时间中来，不要成为我们家族时间之外的一个影子。
弟弟半是迟疑半是向往，他被我们描绘的家人美好相聚的未来时光所诱惑。妹妹做完了这件事跟我在宾馆里一起度过了后半宿，一大早就踩着时间的点子匆匆地告别我和弟弟，乘着高速大巴回到她的香港时间中去了。我不愿意被广州那令人窒息的空气淹没，像一个怕要溺水的人一样，拽着弟弟退了租屋，把旧家具和电器留给房东，把衣服和日用品打了两个包。我打算带着弟弟彻底逃离那个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我一次次地把弟弟拉下楼，他又一次次甩开我的手回头，不断地到那间潮湿散发着莫名不洁气味的屋子里，去翻找一些纸片、账单和电话号码。他拼命地想留住一些跟这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包括那个不男不女的人留下的那些铅一样沉重的假钻项链、镶着彩色玻璃片女王王冠造型的头饰，在离开出租屋时，他把它们装在一个圆形的铁盒子里，交到了我手上。
离火车要开动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在心里计算着赶到火车站的距离和这段距离所需要的时间，心急如焚。当弟弟从那道逼仄昏暗的楼梯上再次下来，站在院子里望着楼上的窗跟我说，“等一等，我再上去检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丢下什么东西”时，我禁不住愤怒，顺手抡起了放在楼梯口的一把竹枝扫帚，劈头盖脸地向他打过去，弟弟双手护住头往前跑了几步，一些积在巷子里的污水被他激起来，溅在他浅蓝的牛仔裤上，他抱怨着我弄脏了他的裤子，脚步却加快了不少。路边的行人看着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不由得瞪大眼睛停在路边，给提着包的我和弟弟让出了一截空空的巷子。
我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要把弟弟拉回到我的生活中来，我无法忍受一个亲人长久离散在我的视线之外，我要与他拥有共同的一种光阴。
尽管在途中，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游离，一次又一次地被我强行拉了回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找理由，想在某一条马路上停下，试图用一种可能的方式结束我对他的牵制，结果都被我拖住。他说去取寄放在朋友家的那几件金饰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制造拖延，给自己的回头找最后的机会。为了让他体验最后一次打击和对这个城市的失望，我淋着冷雨站在马路边梧桐树下的垃圾桶旁等他。趁弟弟转身走开的机会，我飞快地把那个圆形的铁盒子塞进了垃圾桶，还伸手把那个稀里哗啦作响的铁盒子往里捅了捅。我希望把那个跟弟弟纠缠不休的假女人留在广州，让“她”不再跟行到我和弟弟以后的生活中来。那个时候我有一丝内疚，因为从那个租屋出来，弟弟把那个铁盒子交到我手中时，我答应过他，会替他保管，帮他带回去。
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替另一个人保存一段他根本不参与其中的时光。弟弟一个人在广州生活的那段我不在内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在我心里是被抵触的，包括那个不男不女的弟弟的朋友，“她”的存在本身，对于弟弟根本就是一种欺骗，我不能允许这样一个欺骗在弟弟和我的生活里继续下去。我亲手替他埋葬了那个人，我把他和朋友的殉葬品一起葬在了垃圾桶里。在我的理解中，他或者她，根本就是这个散发着潮湿咸腥腐烂气息的城市所产的垃圾。从那个朋友家出来，弟弟的神色安静了许多，我暗暗觉得这跟我丢了那个铁皮盒子有关系，那个人妖恐怕在“她”留的那堆东西上施了魔咒，只要我们坐上火车，就会彻底摆脱那个魔咒。弟弟走上来提起放在垃圾桶旁边的那个旧皮包，他并没有察觉里面少了那个晃荡作响的铁盒子，那个皮包已经轻了很多。
就在我和弟弟进火车站排队的时候，弟弟的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他开始很专心地在我的脸上和身上上上下下来回搜索，他说：“姐，那些金首饰取回来是想送给你的，你戴着一定比‘她’好看。”转而又说，“我很奇怪，这个世界上除了爹爹，就只有你能制服我了。可能是因为你的眼睛长得太像爹爹。”
我站在弟弟对面，扫了他一眼献媚的样子，目光开始游离。我把弟弟从迷失的时间中拯救回来，爹爹却被时间带走了，他再也看不到我们重新站在他面前了。或许是爹爹最终摆脱了纠缠他的时间。那一刻在时间的镜子里，从弟弟的眼光中，我看到了爹爹四十五岁的目光，这种目光是弟弟熟悉的，里面有威严掩盖下的溺爱，表现出来的方式却是对弟弟的不满、指责和无休无止的抱怨，弟弟在家里的所有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只是这些日子早就随着爹爹的消失而消失了。
三
有时候我想，爹爹走了以后，弟妹们似乎都被没有方向的生活淹没了。我的生活就是为了憋足劲，泅渡到时间的深海里，去打捞离散的亲人。
从广州到宁波的一列火车，让漂泊沉浮的弟弟暂时浮上了我存在的水面。可他浮上来，似乎就是为了在我给他预备的岸上，喷几口烟圈、冒几个气泡，然后他就像一只章鱼一样，肆无忌惮地置我的感受于不顾，提着他那个拉链坏损的破皮箱，重新又爬上了那列开往广州的火车。
他走了以后，我认真地回想他在我身边的二十几个日日夜夜，每个白天他都像迷失的人一样在大街小巷来回地走，每次都是我下班后从某一个路口，某一个小店和小区把他找回来。他说他只是出去看看我生活的这座小城，不会走丢。可我害怕，我怕极了他再一次迷失在我的城市里。
那天一早就看见他神情落寞地坐在北阳台上，看着窗户下那个金鱼池发呆。我想让他洗漱了跟我一起坐着吃早餐，一连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有反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猛地回头看着我说：“姐，我没想到潜在水里的鱼，也会被岸上的野猫叼了吃掉，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会这样。”我看着他眼里蓄着泪水，满脸忧伤的样子，一时被他说糊涂了，竟不知道怎么答他。他无助地看着我，像金鱼一样鼓鼓的眼里泪水逐渐涣散开来，神情也由惊惧变得暗淡了，像一条垂死的鱼。我至今也不明白弟弟那天坐在阳台上想了些什么，那只叼了池塘里金鱼的猫，何以让他如此恐惧。总之从那天起，他再也按捺不住他要回广州的念头。就在那个小阳台上，他一次次跟我暗示他的想法。
最后我忍不住问他：“你回那边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先是说有一些别人欠他的账要追，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有一个朋友的姐姐患白血病快要死了，他从广东河源联系了一个献血者给她，他是中介人，如果他不出场，朋友的姐姐找不到血源，生命就保不住了。他叹了口气又说，她那个血型是稀缺的，那个朋友已经好几天没找他了，他姐姐说不定已经死了。他说这话时表情有点忧伤。
我安慰他：“如果是白血病晚期，你就是给她找到血源也救不了她。”他反过来对我大喊：“难道让我看着她死吗？这太残忍了！就是拖延一段生命，也要为她想想办法！什么叫救人救命，你没有看到过我看到的一切，你没有办法理解！”
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扯开嗓子对着他咆哮：“你这是在救你自己！你明明知道那些人是救不活的，你只是让他们的家人拿钱给你！你想救的人不是那些病人，你是因为没有能够把爹爹救回来，你这辈子都在用救人的幌子，掩盖和弥补你自己的过失！爹爹已经死了，你就是救再多的人，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扔下半疑半惑中的弟弟，一个人关上书房的门去抹眼泪。我在心里原来一直是责怪弟弟的，总以为如果不是他离家出走，承担起一个长子应该承担的义务，父亲也不会活活把自己累死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其实应该抱怨的是时间，是时间把我们一个个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时间最终把父亲带走了。我想把弟弟从他沉溺的时间里拖出来，让他回到我的岸上。而我给他的这个岸，又何尝不是构筑在时间的河流上？谁又能在时间的河流上做一个垂钓者呢？
弟弟还是被那只雌雄不辨的野猫叼走了。就像他坐在那个小小的北阳台上，看到脚下的池塘里的鱼，被岸上觊觎已久的野猫叼到草丛里，活活地吞进肚子。弟弟原来可能以为自己会是一只猫，不料想，他突然发现了自己其实也是一条池塘里的鱼，一条可以被岸上的野猫叼走而无力挣扎和还击的鱼。我给他筑再坚固的岸，也拦不住时间这只凶恶的野猫。他也许看到了自己在时间里，最终会像爹爹一样，出其不意就被时间叼走，无法幸免。
弟弟决意要回广州的那天上午，我对坐在北阳台上抽烟的他说：“你也知道了爹爹是救不回来的，不管你这辈子救活多少人，也换不回他的生命了。你回去只是为了那个人妖。”
弟弟很认真地看着我说：“姐，‘她’不是人妖，‘她’像姐姐一样漂亮。”
我大声咆哮：“‘她’和你一样根本就是个不务正业的流浪汉。”
“‘她’快二十岁了，已经发育成一个男人了，脸上就是搽再多的粉，也盖不住‘她’越来越粗的胡楂。‘她’说过，等寄给家里的钱够给爹妈买房子，‘她’就去医院把填充在乳房里的东西取出来。我只是觉得‘她’很可怜。好多时候我是把‘她’当成儿子看的！”弟弟神色凄楚，声音低了下去，头也低到了雪白的衬衣领口上，那一刻我觉得弟弟从来没有那么可怜过。
那个男孩有着一对人造的乳房，他有着女孩的容貌，却长着一双四十三码的脚。弟弟带着他转遍了广州大街上所有的鞋店，也买不到四十三码的女式高跟鞋。我给弟弟洗衬衣的时候，发现了弟弟为那个假女人订的四十三码女式高跟鞋的单子了。我把本来想撕碎的那一张单子还给了弟弟，他眼神里带着一丝尴尬的感激瞥了我一下，接过了那张粉红色的单子，叠了叠，放进了他衬衣口袋里。
我知道了这个假女人不可避免地加入弟弟的生活了，“她”的影子像时间一样无法制止。
其实在一年多以前，这个假女人就突然失踪了，弟弟不断地往“她”的电话卡里充钱希望“她”能接他的电话，或者打电话给他，然而那个假女人却像空气一样从广州的各大歌舞厅里，从弟弟的生活里蒸发了。
我去广州看弟弟那次，在大街上牵着弟弟走过一家家饭店、咖啡吧和歌厅的时候，弟弟时不时地要停下来，回头指给我一家店门或者一个靠窗的咖啡座，用怀念和神往的口气跟我说：“就这里，我和‘她’来过，‘她’老家是江西，喜欢吃辣的，但是吃了又要喝很多王老吉祛火，怕对嗓子有影响，‘她’的职业是在歌舞厅里唱歌，有很多歌迷。广州的歌舞厅，我这几年为了送她赶场子都跑遍了。每天夜里要换好几个地方，最远的出租车要开一两个小时，‘她’唱到很晚，我就在一旁坐着喝红牛，一个晚上可以喝掉十几罐，喝到嗓子充血，但是精神会很好，一个晚上不睡照样没事。”走了没几步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又说，“应该是这一家，我常陪‘她’来喝夜咖啡的，我和‘她’在一起在这里消磨了一个又一个晚上。姐，我们要不要进去坐一会儿，这里的服务员我都认识。”
我只是当没有听见他的这些胡话，冷着脸往前走，他迟疑一下，又紧步跟上来。
他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哪里是他在消磨时间，分明是那些有毒的时间像腐蚀剂一样消磨着他的生命。这让我窒息和绝望。有一刻我也动摇了，我怀疑自己能否把他从这个霉变的城市的阴影里拉出去。
四
在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假女人在弟弟的生活里存在的时候，我只是痛惜他。那天上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接通电话就问我：“你猜我是谁？”我听那口气像一个着意要骚扰我的男孩子，就冷冷地说：“猜不出来。”他说：“我是你弟弟。”他又接着用维吾尔语说：“我是你弟弟。”
二十年没听到弟弟的声音，他原来粗粗的嗓音（正在变声期）变得很轻细，像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一个人的嗓音会被时间改变得完全相反，还有他口气里的玩世不恭是我所不熟悉的，他的笑也很陌生，“嘿嘿嘿嘿”地在电话那头不断地传递着一份假装轻松的尴尬。我说：“你的声音分明不是马尔，你想干什么？”他有点伤感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你不愿意认我这个弟弟就算了。你若不信，我把电话给这路边做生意的维吾尔族老乡，他们就是老家过来的。”有一个更加陌生的新疆男人接了电话，大概是说：“你弟弟在广东不容易，他最近病了，精神受了点刺激。”
电话那端传来了叫骂声。那个自称是我弟弟的人尖着嗓子，大概是在对刚才接电话的人用维吾尔语叫骂：“这帮笨蛋，你们的脑子才受了刺激。”然后他嘿嘿一笑，电话里说话的口气转向了我：“我只是前几天被一帮家伙追赶，不小心从二楼上掉了下来，摔掉了一个门牙，说话有点漏风。我的脑子很正常。我住院是因为不明原因休克了，被这帮人送去检查，查出是低血糖。”电话那头他无休无止，没头没脑地说着一些没有逻辑毫无连贯性的话，我觉得他越说越远，越说我越怀疑。但我又怕我不认他，若他真是我失去音信多年、多方寻觅不得见的弟弟，我是要悔断肠子的。我怕他忽然不见了，我怕我一放下电话，他就要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踪无迹，像过去二十年那样。而他似乎也明白我在想什么，在电话那端柔声说：“姐，你放心，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我会一直充电，让你随时可以拨通我的电话。”
那些日子我白天黑夜都守着电话不吃不喝，我不断地把电话拨过去想再一次证实他是我的弟弟，我不断地跟他提一些小时候只有我们俩才知情的事情，他居然对答如流。我甚至怀疑这是一场谋杀，或者是绑架案。
我把这些发生的事情想象成恐怖电影中的情节：有人绑架了我的弟弟，把他脑子里所有的细节都背下来，跟我对证。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事情在我恐惧的猜测中变得越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去广州找他，见到他本人，当面相认。妹妹在对他和她在郑州一起卖烤羊肉的细节进行了一番盘问之后，确认是他，她说：“他记得我跟他一起背着老板干的一切事情，那些东西我不说，除了他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怎么会不是他呢，他的那个德行和腔调，我太熟悉了，我就是一辈子不见这个哥哥，也不会认错他的声音，他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出！”
妹妹有点气愤地说起弟弟不分白天黑夜地让她切肉、卖烤羊肉，自己却揣了钱下酒馆，领回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为此，还要熟睡中的妹妹让出房子给他。妹妹不肯，他就拳打脚踢把她赶到大街上。妹妹在电话里有点伤心地说：“其实这些年不见也很担心哥哥，不过想想他以前那样对我，真是一辈子都不想理他了。”
我知道妹妹在说，是时间多少化解了一部分伤痛，过去的事情已经变得不再让她难以忍受。
五
那个附在妈妈身体上的魔，在妈妈走失了二十年后，终于拣选了大弟弟。现在每到往年妈妈犯病的季节，大弟弟就没日没夜地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那端歇斯底里地哀鸣号叫，我在电话这端唉声叹气，场面像极了三十多年前，爹爹掩面蹲在墙角任妈妈发疯的场景。这个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莫名的诅咒里。
弟弟说他在广州租屋的水电被人掐断，房门钥匙被人藏起来了，他搭客的“铁驴”被抬出去扔在马路上，电瓶已经坏了，充不了电，他只好让“铁驴”躺在马路上，白天他就蹲在马路边，怕他的“铁驴”被汽车轧死。
我跟他说，“铁驴”不是家里养的大黑驴，本来就是个没生命的东西，撞坏了可以再买一个，还是回去休息吧。他说晚上回租屋进不了门，他坚持了好几天了，大白天走着路都打瞌睡，他怀疑有人给他下了安眠药要害死他。
那个电话里的警察声音柔和地责怪我：“他脑子有病，你们做家属的也不想个办法，干脆送精神病院。”我很害怕精神病院这个词，我眼前晃动着弟弟眼睛绝望地瞪着我，在带铁栏杆的床上挣扎的场景。
还有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娘，在电话里用广东普通话对着我的耳朵发出高分贝的尖叫：“他从来不买这种烟的，那么贵，今天拿了一包就跑，差六块钱没付。你们不管他，早晚要给别人打死。”
我去广东看大弟弟拉他回来那次，他看见公交车就拦，上了车不让我掏钱买票，他说这个地段上没人敢不停车，也没人敢收他的票钱。说完狠狠地瞪着司机，司机赶紧躲避他的目光。
其实他在我家里的那些时间也是这样，他喜欢去抢别人的东西，喜欢到处惹是生非。最后他不愿被我管教，跑回他割舍不下的广州去了。
我怀疑我们的家族中了疯狂的魔咒，家族的每一代总要有人承担那个诅咒，我们都怕被这个病拣选的是自己。我们没有被魔附着，完全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魔都被大弟弟一个人承担了去。想到这个，家里每个人都不得安宁。况且弟弟每天的电话让人觉得，家里的每个人都悬在那条诅咒前，难以逃脱。大弟弟的状况在我和弟弟妹妹之间的电话里不停地传播，各种消息像病毒一样很快从广州扩散到香港、浙江、新疆。
大弟弟每天坐在被锁死的租屋门口，进不了家门的景象，在我脑子里来回地闪现。他回不去了。他几十年来真正想回去的家是大梁坡。只有回到出发的地方，他才是一个精神状态正常的人。
他一出大梁坡，就被那片土地诅咒了。在离开大梁坡的这些年里，他是背着诅咒游荡的游魂。他坐在广州租屋的门口，体会到不是小时候丢了家门钥匙的感觉，他品尝的是被一个城市拒之门外的苦楚。
这些年以来，他生活在广州，却一直没有被这个城市接受过。他是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流浪汉。他出门的那一年，村里还不知道有身份证这件事。他只有一本户口本，这本户口本上，除了一出生就死在大梁坡的姐姐和老死在大梁坡的爹爹，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下都写着“迁出”，唯独大弟弟的户口还在册。那么多年跑了那么远，他仍然是大梁坡的孩子。大梁坡用一本户口本牵拉着他。
他无数次想要回那本户口本，小弟弟从大梁坡把户口本寄给了他，有几年大弟弟几乎天天带着户口本，生怕把自己唯一的身份见证给弄丢了。后来他出了点事，被关了起来，临走的时候他把户口本托给了他在广州打工的山东枣庄女友兰英。
后来我从兰英手里要回了户口本，想回大梁坡给他办个身份证，那时身份证已经要本人亲自去办理。我只好把户口本托付给在沙湾的弟弟，让他妥善保存，等到有一天他哥哥回来。那个辗转了浙江和广东的户口本，现在就躺在新疆沙湾小弟弟家的箱子里，等他真正的主人。
大弟弟打电话的时候老是提起那本户口本，似乎很不放心，比对爹妈或者自己的孩子更上心，还说最好由他自己保管。我只好连哄带骗地让他打消这个念头。我担心他会弄丢或者毁坏那本户口本。
现在，这个户口本是我们家和大梁坡唯一的牵扯，它可以证明我们是大梁坡的孩子，它记录了我们的出生和离开大梁坡的时间，是我们的生命凭证，我有责任把它保护好，不能让它出任何的意外。
妈妈走后，疯魔最先选中的是我二爷，然后是我舅母。现在轮到我们家来承担那个诅咒，疯魔不依不饶地缠上了大弟弟，他离家最早，离开我们最远，离开大梁坡最久，从十七岁出门，再也没有回去过。就是消隐在广州稠密的人海里，疯魔依然找到了他，揪住他的脖子，按下他的头，让他俯首听命走上不归路。
疯魔选择的人，都是离开大梁坡去到城里的人，二爷在县城，舅舅在州府。二爷从小跟我大弟弟一样，不爱读书，又憎恨种地。他在县郊开了个饭馆，终于摆脱了种地的命运。县郊开饭馆根本没人吃，当会计的小弟弟只好把单位的盒饭定在二爷的饭馆做，赚来的钱依然养活不了二爷一家，二爷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失学。
他对医院和学校的收费心怀强烈的不满，拿了一张药费单给我说，最后他打赢了官司，他很骄傲地说医院赔偿了误诊他精神病，赔偿金七千块钱，院长都向他赔礼道歉。亲戚都说是院长怕烦，二爷总是干扰患者就诊，知道他缺钱，就用钱打发他。
二爷列了县里贫困小孩的名单，我发现很多是我们家族里的，还有几个是大梁坡的老乡。他问我能不能找人捐助学费，如果孩子们读不起书，那以后也可以不用读了，他要办一个诵经学校，让回族人家的孩子都去念经当阿訇。
二爷说有天胡大托梦给他，让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大阿訇，他满口都是神谕，逢人便念经讲解教义，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他竟然知道那么多关于《古兰经》上的圣训，他的说话做派像个大阿訇或者族长，乍看没什么不正常。除非你不知道他过去是个大字不识半把，胆小得一句话都说不连贯的人。亲戚递给我的每一个眼色里，都在说他是一个疯人。其实他在当地已经疯得很有名了，人人都说他是一个疯子。
无论如何我无法把这个二爷，和那个小时候背着水壶、肚子被水灌得像圆圆的西瓜的小男孩联系起来；也无法跟眼前穿着灰袍子、戴着白帽子、满口伊玛尼的大阿訇联系起来。唯有他在讲经的间隙神经质地抽鼻涕的动作，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样子。
舅母的疯法跟二爷不同，她从一开始就怀疑舅舅真正喜欢的不是她，她担心舅舅也不会喜欢她怀的孩子，起先我以为她只问我这个问题，跟几个表妹一交流，发现她们个个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亲戚们都知道，舅舅娶舅母，就是想改变自己是个农村人的命运，他如愿以偿进了州府上班，谁知命运把疯狂的魔咒放在了他妻子的身上……
我被舅母的问话惊吓，舅舅怎会不喜欢自己的骨肉，孩子还在肚子里，她的脑子就这样混乱，真为无辜的孩子担心。结果那个孩子果然从小自闭，到了十岁还不肯开口讲话。
我看了海灵格的家族序位排列，发现家族中只要有自杀史，那么这个家族的三代人中有人就会患自闭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或许这个孩子的自闭，跟舅母的病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我不敢去问舅舅，外公死亡的真相，他到底是自杀，还是真的“不慎跌入水中身亡”？
自杀者是进不了天堂的，外公是不是不慎落水？家族会不会隐瞒真相？外公连同他的身世和族别，都是这个家族的谜。也许疯魔的病根就在外公身上，然而真相和谜底被死亡掩藏起来了。
所幸的是，舅母已经看到了她不惜以发疯为代价，一直探索的不解之谜的答案：舅舅疼爱这个自闭的孩子胜过一切。只是舅母已经被疯病牢牢地缠住，再也挣脱不开了。
想想我的每个弟弟、妹妹都曾经是这样的孩子，都是在母亲的疯癫中孕育，在母亲的疯癫中降生，在母亲的疯癫中沉默地长大，似乎也没有人为我们担心过。我们的命真大。
我不知道自己要探索的魔咒的秘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揭开，是不是也要以疯癫为代价。到底家族里还有多少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暗地里正被疯魔打上记号。
我知道，大弟弟的魂被疯魔掳去了，他被城市吞没了。他的灵魂自他离开大梁坡后，就和我们失散了。他对父亲、对家族的背叛，他的失魂落魄，都是从他背叛这块生养他的大梁坡的土地开始的。
现在，我的眼睛总是盯着远离大梁坡后，一心想在外面发大财的弟弟妹妹，我担心在他们一心盯着钱的时候，疯魔会不依不饶地跟着他们，我幻想着替家族中的所有人解除生命里那个看不见的魔咒，祈祷他们中不再有人被疯魔掳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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