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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是生病去世的，据说得了可怕的病--白血病。
小时候，余露无数次问母亲：“白血病是什么样的病？”
“绝症，治不好的病。”母亲总是这么回答。
“为什么会得那样的病？”
母亲通常没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你真够烦的，问起来没完没了。”如果碰巧母亲心情好，就会换一种口吻：“你爸爸体质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吧。”说完，还会沉默地看一眼女儿，目光里浮着一层光，虚弱而潮湿，就像一口井。
余露固执地认为自己记得父亲的样子，她记得父亲抱着她看电影、逛公园，还给她买玩具--一只一捏就“咕唧咕唧”发出响声的塑料娃娃。她甚至记得娃娃的颜色，通体粉红，没穿衣服，胖乎乎的。她问母亲，粉娃娃哪里去了？母亲说不知道。母亲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哪有什么粉娃娃，从来没见过。”母亲更不相信她对父亲留有记忆，“怎么可能？你那时才多大？”
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余露说：“爸爸戴着眼镜。”
母亲白了她一眼：“这还用你说嘛。”家里保存着父亲的照片，文质彬彬，戴着眼镜。
“爸爸会画画。”
“那还用你说嘛。”母亲还是那句话。父亲是个业余画家，家中至今挂着他的画。
“爸爸抱着我看电影，电影院有很多人。”
“那是因为我告诉过你，你爸爸带你看电影，结果你睡着了。你把我说的话，当成你自己的记忆了。”
余露很认真地说：“不是，明明是我记得的。我还记得电影里有个红衣女人，骑着马。”
“那是什么电影？”母亲皱皱眉，“难道是《红牡丹》？我想起来了，你爸带你看的就是《红牡丹》，可是，你爸明明说你睡着了。”
余露得意地笑道：“我肯定没睡着。”
“你那时候不到两岁，怎么会有记忆？你还记得什么？”母亲的表情变得忧虑起来。
“爸爸抱着我逛公园，他把我放在草地上，他自己作画。”
“画的什么？”
余露苦思冥想，说：“好像是荷花。”
母亲松了口气，家里挂的就是余露父亲的荷花图，墨绿茎叶托着一枝粉色荷花。
余露仿佛猜到母亲的心思，她更正道：“爸爸画的不是荷花，是一个阿姨。阿姨眉心有一颗红痣，就像画上去的，鲜艳极了。”
母亲吃了一惊，脸色变了，声音提高了八度：“没有的事，你不要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
母亲脾气不好，动不动就不高兴。她的脸就像江南的雨季，时常阴沉沉的。
除了这些有限的、可疑的记忆，父亲在余露脑子里就只剩下一张又一张的相片：父亲穿着中山装、父亲穿着白衬衣、父亲穿着风衣、父亲穿着皮夹克，还有……父亲骑着摩托车。摩托车是照相馆的道具，可余露一厢情愿地认为，父亲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
有一次，她问母亲：“爸爸会骑摩托车吗？”
“不会，他压根没骑过。”
“不可能，爸爸一定会骑摩托车。”
“难道我不比你清楚？”母亲瞪了她一眼。
“爸爸一定会骑摩托车！”余露几乎喊道，她叉着腰，嘴巴撅得老高，眼睛睁得圆溜溜的，像是同母亲示威。
“你吼什么吼，你说他会骑就会骑吗？那你还问我干什么？”母亲终于生气了，伸手推了她一把，“走开，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孩子，一边去，别烦我。”
余露被母亲推倒在地，地板上有一片水渍，把她身上的花裙子弄脏了。
“裙子脏了。”她懊恼地嘟囔。
“活该，自找的。”母亲看也不看她。
第二天，余露去幼儿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她告诉班里的小朋友，放学后，她的爸爸会骑着摩托车来接她。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私家车的概念，时髦人家的标志是男主人骑一辆风驰电掣的摩托车。余露遐想父亲骑着摩托车来接她，穿着相片里的风衣，威风凛凛，驶入幼儿园大门。这个场景反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令她浮想联翩，兴奋不已。--可是，骑摩托车的父亲当然没有来，不可能来，永远不会来。
面对小朋友们的诘问，余露一本正经地说：“我爸爸的摩托车丢了。”
“你骗人，你根本没有爸爸。”知情者戳穿她的谎言。
她急了，争辩道：“谁说我没有爸爸？我有爸爸。”
“你爸爸在哪儿？你爸爸在哪儿？让我们看看。”大家挑衅地问她，将她团团围住。
余露搓着两只小手，左顾右盼，身子微微扭着，她想撒尿。“我要上厕所。”她试图推开挡在周围的同学。
“别让她跑了。”有人喊道，大家更紧密地把她包围起来。“你爸爸在哪儿，让我们看看。”
余露眼泪汪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哭了，她就会装可怜。”
“骗子，撒谎还装可怜。”
余露终于抽抽噎噎地说：“我爸爸在相片里，我爸爸在相片里骑着摩托车。”孩子们哄堂大笑，有个男孩笑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余露垂着头，无地自容。她的两条腿紧紧贴在一起，裤子湿了一大片。
“快看，快看，她尿裤子了。”他们一边拍着手，一边欢呼，就像庆祝什么似的。
多年以后，余露给潘晨光绘声绘色讲述这件事时，潘晨光紧紧揽着她的肩膀，满脸痛惜。他说：“傻丫头，我若早些认识你，就骑着摩托车去接你。”
“那时候你有摩托车吗？”
潘晨光仰起头，眯着眼。余露很喜欢潘晨光这个动作，当他陷入思考，就会仰起头，眯着眼。他的眼睛不大，眯起来，就成一条线了。
“让我想想。”潘晨光仍旧眯着眼，“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摩托车是奢侈品，我那时是个穷光蛋，买不起。”
余露的眼睛霎时暗淡了，把头偏向一边，委你好，我女儿身体不适，请假半天，请予准假。落款是余露家长。这张伪造的假条激怒了母亲，回家后，她不问青红皂白，对余露一番暴打。打完了，母亲才想起问余露，旷课干什么去了？
是啊，旷课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旷课？倘若说实话，母亲断不会相信。其实她什么也没干，她只是忽然不想去学校，没有任何说得出口的确凿理由。她在学校附近的山坡溜达了一下午，站在山坡眺望学校。上课了，操场上空无一人。她百无聊赖，坐在石头上发呆。放学铃声响了，看着同学们拥出拥挤的校门，她也背起书包，朝回家方向走。
如果她这么说的话，母亲肯定不会相信，搞不好，还会第二次对她施暴。她干脆撒谎说自己去录像厅了。学校附近有一家录像厅，经常有学生旷课去那儿看录像。母亲果然信了她的话，咬牙切齿地威胁她：“你个挨千刀的，以后再敢去看录像，决不饶你。”
余露仔细检查卫生间门锁，它已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再也保护不了自己了。再发生类似事件，她只能束手就擒。她不甘心，决定给母亲一个教训。母亲的坏脾气就像莫名其妙的风，即使没有旷课之类情由，也是说来就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发作。怎样给母亲一个教训呢？她脑子飞快盘算着，眼睛朝窗户望去。跳窗？行不通，风险大，万一真掉下去呢？她可不想死，她还没有活够呢。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风、冬天的落日……世上多少美妙的事。而且，她早早获悉自己生而为人的使命--代替父亲活着，延续父亲的血脉。她活着，父亲就不死。她死了，父亲就真正死了。这奇特、古怪的逻辑，她无师自通。
跳窗行不通，那就当着母亲的面撞墙，像影视剧里寻死觅活的妇人？她咧着嘴笑了，仿佛已经一头撞到墙上，窘态百出。单单这个念头，就让她觉得蠢透了。
母亲还在厨房里忙碌，器物的碰撞趋于缓和，这说明母亲内心平静下来。母亲性格暴戾，但她的怒气就像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余露可不这样，她不动声色，静水深流，喜怒不形于色。她笃定父亲是和她一样的人。父亲如果活着，如果父亲活着；父亲假如活着，假如父亲活着……余露吸了吸鼻子，几乎恼羞成怒地甩掉脑子里的假设。--父亲死了，她没有父亲。世上没有假设，一切假设都是虚妄。
余露平静地用梳子把乱蓬蓬的头发扎起来，不忘绑上一枚缀着珠饰的头花。她把自己的储钱罐砸了，一只肥胖的石膏猪。没费多大劲儿，往窗台上一磕，就碎了，跳出一堆零钞。有纸币、有钢?，聚集起来，数目也不少呢。随后，她把这些钱装在一只袋子里，沉甸甸的，让她生出阔绰的豪气。她想好教训母亲的办法了--离家出走。她对这个法子不太满意，被用滥了，没创意。可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更好的，只好将就用它了。
厨房的排气扇“呼呼”旋转，炒菜的香味传出来。临出门时，余露嗅到尖椒炒肉的辛辣、鲜香。刹那间，饥肠辘辘。她有些犹豫了，可是--这次妥协了，一定还有下一次，她不能坐以待毙，她要保护它。它是她的身体，它是属于她的，她有保护它的义务。从前，她对它不闻不问，令它饱受讲解一篇作文时提到白血病。有同学提问什么是白血病？老师不是专家，漫不经心地解释：“白血病是一种会遗传的病，死亡率很高。”有同学私下嘀咕，说得了白血病，血液会变成白色，血液里红细胞被白细胞吞噬了，所以叫白血病。有同学表示怀疑，哪有那样的事，白细胞只是名称，并不代表颜色。余露没有参与讨论，她脸色很难看。
那天晚上，余露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自己来例假了。奇怪的是，经血不是红的，而是白的，就像……就像白色油漆，散发着刺鼻味道。它们从她的身体里源源不断流出来，把她两条腿染成了诡异的白色，像刷了一层油漆。她从梦中大汗淋漓地醒来，拧亮台灯，伸手摸自己的下身。湿漉漉的，果然来例假了。她惊恐地把自己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伸到台灯下面，手指沾满黏湿的血迹，像受了重伤。这可爱的“伤口”，她简直想埋头深吻它。她从床上爬起来，掀开被子，床单上赫然一片鸡蛋大的血迹。若是从前，她一定羞恼极了，然而这一次，她只感到庆幸，巨大的侥幸，仿佛劫后余生。她再次嗅了嗅鼻子，空气中果然有油漆味儿。哦，她想起来了，有扇窗户坏了，母亲换了扇新的，新刷的油漆尚未干透。
噩梦在余露心头缠绕了好长时间，不久，另外一件揪心事再度纠结到她身上。她的同桌，一个喜欢大惊小怪的女生，发现余露胳膊内侧有一片密集的红点，惊讶地问她：“喂，这是什么？”
她以为是不小心在哪里沾染上的，用手绢蘸了水，使劲擦拭。然而，那些小红点越擦越清晰，青筋毕露般，一粒一粒像要破皮而出。
女同桌一惊一乍地说：“余露，我在电视上看过，得白血病的人，皮肤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红点。”
余露蓦地停下手里动作，瞪大眼睛，凶巴巴地喊道：“你胡说！”
同桌被她的神情吓着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嘛，况且，老师说过，白血病是遗传的，不是想得就能得的，难道你家有人得过白血病吗？”
同桌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把玩一支钢笔。钢笔帽脱落了，她没有发觉，钢笔在她手里快速地呈扇形旋转。蓝色墨水箭镞一样朝余露袭来，溅到她的脸上、她的胸前，也溅到了她的胳膊上。沾染了蓝色墨水的小红点转瞬变成红蓝交织的图案，狰狞可怖。余露举起胳膊，嘴里发出惊恐的尖叫。同桌吓坏了，手里旋转的钢笔蓦地飞出去，笔尖不偏不倚扎到余露的脖颈，醒目的鲜血流出来，血和墨水混合在一起，斑斑点点。余露整个人像是被莫名的气流卷到空中，失去意识，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醒来以后，余露发现自己躺在医护室。校医目无表情地扫了她一眼，问：“醒了？”
她从床上坐起来，点点头。
校医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事，就是脖子破了点皮。”
余露摸了摸脖颈，那儿粘着块白色纱布。她想起自己胳膊上的小红点，她伸出手臂，问：“阿姨，这些小红点是什么？”
校医不悦地扫了她一眼，余露敏感地察觉到了。她意识到自己称呼错了，不应该叫阿姨，应该叫老师或者大夫。她讨好地补救，把手臂伸到校医眼前：“大夫，您看，就是这些小红点。”
校医没有认真看，而是不耐烦地说：“擦伤的吧。”
“不是，这些小红点是皮肤下面渗透出来的。”
校医目无表情：“那就是皮下淤血。”
学校通知了母亲，母亲在放学之前赶到学校，把余露接回家。一路上，母亲喋喋不休。
“究竟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和同学打架？”
“我没有打架，是她不小心甩出钢笔扎伤我了。”
“你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不相信，她的笔怎么偏偏伤到你，怎么没有伤到别人？幸亏扎得不深，万一扎到动脉呢，万一扎到眼睛呢？听说你晕过去了，是不是失血过多造成的？不行，我得带你到医院检查检查。”
“不用，不用。”坐在母亲自行车后座的余露跳下来，“我不去医院。”
母亲停下脚步，伸手摸了摸女儿的额头，又查看了一下脖子上的伤：“你真的没事吗？”
余露摇摇头：“我不去医院。”
母亲没有勉强她，母女俩一道回家。母亲为她买了水果、糕点、饼干等零食。余露心事重重，闷闷不乐。
回家以后，母亲忙着择菜淘米。余露坐在沙发上，像尊雕塑，一动不动。母亲为她买的一堆零食，她碰也不碰。
母亲觉察到她的异常，走过来，摸了一下她的脸，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咱们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吧，万一真有什么事呢。哼，要真有什么事，绝不能饶过你那位同学。”
“和同学没关系。”
“怎么了？”
“妈妈，我大概快死了，我得了白血病。”余露终于向母亲说出她的担忧，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眼里满含哀伤。
“什么？”母亲惊讶地跳起来，瞪着她。
余露伸出自己的胳膊，指着上面那一串密集的小红点：“得了白血病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小红点。”
母亲重新坐回沙发上，拉过余露的胳膊，仔细查看上面的小红点。
余露是那种细而白的皮肤，轻微挤压触碰，都会留下淤痕。自从她耍了一出“离家出走”的把戏，坏脾气的母亲收敛了许多，那把质地坚硬的小笤帚再也没碰过余露的身体。即便如此，余露身上还是时常出现青紫不一的斑痕。她是个神思恍惚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一心常常二用、三用甚至多用。平日，碰到床沿、撞到桌椅、磕到门框，类似莽撞的举止比比皆是，肌肤也就常常挂彩。
--可是，这样的小红点还真没见过呢。
母亲仔细检查小红点，像淤血，她批评女儿：“大惊小怪，一定是睡觉时被什么东西压住胳膊了。再说，凭这些小红点，就说自己得了白血病？小小年纪，神经兮兮的。”
余露说：“不只同学这么说，我看过电视，电视里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孩就是胳膊上有很多红点，而且……”
“而且什么？”
“白血病会遗传。”余露小声嗫嚅，眼里飞快地闪过恐惧。
“谁说的？”母亲质问。
“老师说的。”余露低下头。
“哪个老师说的，吃饱了撑的，吓唬小孩，只有你这样的蠢货才会相信这种话。”母亲手里的抹布“啪”的一下甩在桌子上。这是发怒前的信号，余露下意识地缩了下身体。
母亲没有动手打她，而是转身进厨房洗了一根黄瓜，削了皮，递到余露手里。余露举着黄瓜走到阳台，趴在栏杆上，边吃边看外面的风景。窗外有两株开花的梧桐，春夏之交，白色的花朵浮着隐约的紫色，像是洗不干净的白手绢。
母亲不知何时站到余露身后，母亲的手轻抚余露的头发。她的头发软软的，黄黄的，她是个名副其实的黄毛丫头。“你的头发真软，和你爸一样。”
余露顿了一下，没出声，她等待母亲继续说下去。
“你爸不是白血病死的。”母亲忽然说。
“你说什么？”余露诧异地看着母亲。她的目光与母亲平视，不知什么时候起，她的个头已经和母亲一般高了。
“反正你迟早会知道。”母亲躲开余露的视线。
“那他怎么死的？”余露盯着母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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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是父亲的业余爱好，他在一家企业工会上班，主要工作是写标语。他熟谙各类美术字体，私下里，常有个体商贩请他写广告。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这样的手艺很吃香。
家里至今留着几幅他的画，除了墙上挂的“荷花图”，另外一些用塑料布包着，扔在衣柜顶上。年底大扫除，母亲总会把这几幅画拿出来，用略含讥诮的目光审视一番。余露看过那些画，有一幅是个女人，臃肿肥胖，眉眼与母亲酷似。这一点令母亲不悦。她说，瞧你爸，画个丑女人就算了，还画成我的模样。说这话时，语气是嗔怪的，有点像撒娇。那一刻的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令余露感到陌生。还有一幅是几个人的脸，宽的、长的、胖的、瘦的，各张面孔凑在一起，鬼鬼祟祟，像是密谋什么。余露不解，他们在做什么？母亲撇了撇嘴，这得问你爸，谁知道他画的什么？
余露想，母亲早晚会把这几幅莫名其妙的画丢掉。然而，没有，母亲一直没有丢掉那些画。大扫除后，母亲重新把它们卷好，掸净外面的灰尘，用塑料布包起来，仍旧搁到柜顶。
“反正你早晚会知道。”母亲表情严肃，对十二岁的余露说，“一直不想让你知道，可是，你早晚会知道。”
余露竖着耳朵，手里还抓着半截黄瓜。
母亲说：“那年你两岁，你爸带着你去公园，你不是说你记得吗？”
“是，我记得。”余露点点头。
母亲没理会她，继续说：“他在湖边作画，你在旁边的草地玩耍。你爸给你买了一根冰棍，你吃冰棍的时候把一个年轻女人的裙子弄脏了，她刚好也在草地坐着。”
“她穿着白裙子，她的眉心有一颗红痣。我以为是画上去的，想去摸一摸……所以弄脏了她的白裙子……”余露说。
“你果真记得？”母亲半信半疑，“你怎么会记得两岁时候的事？太奇怪了。”
长大以后，余露读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书，他叙述自己清晰记得幼年时的事。许多人当那是小说，是编的。余露相信他不是编的，他是真记得，就像她也记得自己幼年时的事。
“然后呢？”母亲问，“你还记得什么？”
余露苦思冥想，眉头紧锁。
母亲接着说：“你弄脏了那个女人的裙子，她很生气，骂了你几句，还把你推到一边。你哭了，你爸爸跑过来责备她以大欺小，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结果那个女人不甘示弱，与你爸爸争吵起来。”
余露闭上眼睛，她陷在回忆里，穿过漆黑的时间之河，吃力摸索。黑暗中，一扇一扇的窗户徐徐打开。
“阿姨掉进了湖里。”
“你想起来了？”母亲愈加惊讶。
“是的，她抢爸爸的画，然后掉进湖里了。”余露仍旧闭着眼睛，像个盲人。
“怪你爸爸自己，他竟然偷偷画人家。还骂人家徒有其表，白长了一副好面孔，污染了他的画笔。那女人恼羞成怒，跑过来要撕了他的画。两个人推搡起来，她就掉进了湖里。她大喊救命，说是你爸爸把她推下去的，公园保卫科的人把你爸爸抓走了。你爸爸抓走以后，没出一个月……”母亲垂下了头。
“怎么？没出一个月怎么了？”余露手里的半截黄瓜掉在地上，她摇着母亲的手臂追问。
“还能怎样，活该他倒霉，正赶上‘严打’。”母亲脸色冰冷，反身走回卧室。
余露追进卧室：“就因为这个？”
“不止这个，警察在他办公室搜出几张人体画。那时社会不像现在开放，换到现在……我以前骂过他，他不听，果然闯了大祸。”
“人体画是什么？”
“不穿衣服的人。”母亲紧咬嘴唇，“我现在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你，你长大了，该知道的早晚会知道。你不用担心什么白血病不白血病的，你爸压根不是白血病，你也绝不会得那个病。”
余露呆若木鸡。
真相大白无法令余露安心，她恨透了自己，为什么弄脏阿姨的白裙子？如果不是她弄脏了对方的裙子，父亲就不会与她争吵，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
但是，很快，余露原谅了自己。要知道，那时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她换了个角度继续思考这件事，父亲画人体并非不能原谅，余露参加过学校美术小组，见识过类似画作。她不小心弄脏女人的白裙子也情有可原，她只是个两岁孩童。父亲与那个女人争吵更没有错，任何一个父亲看到两岁女儿被欺负，都会忍不住指责对方。也许父亲不该偷偷画那个女人，可是……父亲也没有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父亲是个画家。画家看到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都会情不自禁拿起画笔。
余露对往事抽丝剥茧，就像打开包裹严密的长途邮件，一层一层解开，里面包裹的，是一个眉心长着红痣的女人。对，就是她，没错，身穿白裙子的女人。余露抿紧嘴唇。
余露问母亲：“掉到湖里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母亲说：“我也不知道，本想找她求情，帮你爸爸澄清，结果没等我找呢，判决就生效了。你爸爸撞到枪口了，听说正缺呢--他就撞上了，这就是命。”
“正缺什么？”
母亲张了张嘴，欲言又止：“那是个特殊时期，你不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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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十三岁那年，母亲再婚了。
丈夫死后的前几年，母亲也曾被热衷牵线做媒的远亲近邻惦记过。那些人纵使没有踏破余家门槛，却也登门无数。介绍的对象有为人师表的教师、体面的机关干部、国企工人、个体商贩……母亲全都没有动心。她有个高尚的理由，“为了孩子。”
“为了女儿有个完整家庭，才更应该再婚嘛。”媒人苦口婆心。
“不，等露露长大再说。”母亲主意坚定。
“她长大了，你就老了。只怕再嫁，也不容易了。”
“那就不嫁了，一个人挺好的。”
媒人语重心长地对年幼的余露说：“你妈为了你，牺牲自己的幸福，将来，你可得好好孝顺她。”
余露佯作懂事地点点头，心里却说，我当然会孝顺她，她是我妈。她不认为母亲为了她牺牲幸福，她想，那是因为，母亲根本没找到幸福。幸福是什么？多么抽象的两个字。美食、玩具、新衣裳，这些算不算幸福？应该算吧，可是，它们带给她的幸福太短了，它们带给她的只是一种新鲜感，就像新鲜蔬菜水果，保鲜不及时，转眼就蔫了。人都是缺什么才想要什么，她最想要的是一个魁梧的父亲。愿望是会发酵的，经过若干年的发酵，她的愿望膨胀成一团巨大的云朵，把她完全覆盖了。无论母亲嫁给谁，她都不会满意。对方不是父亲，即便冠以“父亲”称呼，也代替不了心目中的父亲。
到底什么原因使母亲改变主意再嫁，余露至今也不清楚。许久以后，她把这根由想象成爱情。她对潘晨光说：“女人，无论什么年龄、什么境遇的女人，都不会丧失对爱情的渴望。爱情是女人体内埋藏的弹药，一遇触发就会爆炸。就算是卖春的风尘女郎，也时刻怀着巧遇良人的心愿呢。”
潘晨光说：“可是，爱情就像某种疾病，它有免疫力，经历多了，就不会再犯。你说那些风尘女，她们还有爱的能力吗？”
“能不能爱和想不想爱是两回事，好比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他没有能力走路，可是，你以为，他就不想走路吗？”
“我被你搞糊涂了，能不能，想不想，似乎是这么回事。那我再问你，我是你的引擎吗？”
“你说呢？”她含情脉脉看着他。
“会不会有一天，你遇到新的引擎了……”
余露不等他说完，就扑过去，两手攀在他的脖子上，用嘴巴堵住了他的嘴。潘晨光喜欢余露这个样子，他觉得这就是幸福。
母亲再嫁的人姓陈，是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再婚后，母亲脾气变好了，肤色红润，举止优雅。这让余露很不习惯，她感觉母亲就像演戏。她自己或许不累，倒让看戏的人跟着累。
陈工程师经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身上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机油味。即便他换下工作服，洗了澡，机油味还是挥之不去。那种气味藏在他的头发、指甲、毛孔里，经久不散。久之，连母亲也被这种气味裹挟了，烧熟的饭菜、削掉皮的苹果、冲泡的茶水，甚至餐具，都沾染上了可疑的机油味儿。余露像只嗅觉灵敏的小兽，放学回家后，便和这种无处不在的气味作斗争。她堂皇地戴上了口罩，她的行为激怒了母亲。母亲扯着她的胳膊，把她拎到卫生间，让她面壁思过。
夜里，余露蹑手蹑脚走到母亲卧室门口，竖着耳朵聆听里面的动静。听到里面的响声时，她止不住得意，又忍不住悲伤。她为自己洞察秋毫得意，又为母亲背叛父亲悲伤。翌日早餐，趁陈工不在身边，她故意慢悠悠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流，氓，荡，妇。”
母亲脸色大变，颤抖着声音问她：“你在说什么？”
她瞟一眼母亲：“你们最好不要发出声音，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母亲气得浑身战栗，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
陈工对余露十分友好，给她买冰激凌，带她吃肯德基。但无济于事，余露对他充满敌意。她认为，他试图取代父亲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白日做梦。
“你会画画吗？”她挑衅地问。
“这个，我不会。”陈工老实回答。
“我爸爸会画画，我爸爸是个画家。”
“这个，我知道。”陈工飞速地瞥了一眼余露母亲，母亲耸耸肩，无可奈何。
“我只有一个爸爸。”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你没有自己的房子吗？为什么要搬到这里，这是我爸爸生前住的房子。”
母亲厉声说：“露露，不许你和叔叔这样说话。”
“叔叔？你不是说他是我的新爸爸吗？怎么又成叔叔了？”
陈工郁闷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类似的摩擦从陈工搬进余家开始，接连不断，余露乐此不疲。
陈工也有女儿，女儿和奶奶住在一起。他和余露母亲结婚，只能搬到余家，总不能让余露母亲带着余露到他家里，五六个人挤在一处。两家格局就是这样的。陈工女儿比余露大一岁，名叫陈敏。陈敏偶尔会到余露家吃饭，母亲便烧几道像样的菜招待她。有时，陈工也会带着余露和妻子回自己家。灯光下，饭桌上坐着五个人。一对再婚夫妻，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妇人。老妇人包的饺子偏大，余露夸张地说：“这是包子呢，还是饺子？”母亲不失时机地瞪了她一眼，这个举动是专门做给老妇人看的。
余露扒拉着盘里的饺子，说：“我奶奶包的饺子比这好看多了。”
“不好看你就不要吃，没人逼你吃。”陈敏不高兴了，年龄相当的女孩，都不是省油的灯。
陈工和老妇人一齐瞪了陈敏一眼，他们这样子，也是专门做给余露母亲看的。
他们都在做戏，吃力地做戏给对方。三个各怀心事的大人，两个心怀鬼胎的少女。
平心而论，陈工这个继父做得很努力。无论余露怎样无理取闹，冷嘲热讽，他都不与她计较。余露笃定他的修养是装的，她想逼出他的真面目。就像母亲，再婚后完全成了戏子。休息在家还不忘在头发上扎条头绢，扎给谁看呢？至于嘛，累不累啊？以前在家总是披头散发。看来，陈工并不了解真正的母亲是什么样子，他被蒙蔽了。但是、可是、然而，也许父亲在世时，母亲也是这样注意修饰的。女人在丈夫和孩子面前是两张面孔、两种心态、两张皮。余露又迷惑了，她眼中的母亲和陈工眼中的母亲，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呢？
母亲每次给余露置备衣裤、鞋袜，都不忘给陈敏也准备同样的一套。碎花连衣裙、咖啡色背带裤、白色旅游鞋……余露一度与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穿得一模一样，她们甚至背着一模一样的茶色书包。说也奇怪，一方面，余露对陈工以及他的女儿抱有深刻的敌意，另一方面，却又乐于同陈敏穿戴一致。而且，她发现，陈敏对此也欣然接受。她们在同一所中学就读，课间相遇，周围同学惊讶地指点，“哦，你们穿的衣服是一样的，真漂亮，哪儿买的？”她和陈敏对望一眼，表情漠然，仿佛压根不认识。然而，内心却是活泛的，跳跃的，还有一点窃喜与得意。--母亲在着装方面审美独特，况且单件不起眼的衣物，一旦撞衫，显得格外别致。两个骄傲的姑娘心安理得享受着同学们的注目，她们姓氏不同，出身不同，如今却堂皇成为一家人。这确是件奇妙的事。某个星期天的上午，一家人还去人民照相馆照了全家福。相片上，余露与陈敏穿着相同的红色滑雪衫、蓝色长裤、白色球鞋。母亲把相片放大后装进相框，挂在家中。余露不想承认，但她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那张相片，她内心胀鼓鼓的，形容一个人内心汹涌澎湃，大概就是这样的。
--但是，只有两年。是的，只有两年。两年后，余露母亲与陈工的婚姻解体了。离婚的原因，只有余露最清楚。
不知从哪天起，余露不再对陈工横挑鼻子竖挑眼，她对他的反感渐渐消失。他有一双巧手，会折纸鹤，他折的纸鹤栩栩如生。他用针线把大小不一的纸鹤串起来，垂在窗边，挂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会叠幸运星，用挂历纸叠，外面衬一层彩纸。新年元旦，他叠了六十六颗幸运星，装在玻璃瓶内送给余露。他说：“露露，六六大顺，有这六十六颗幸运星，新的一年你一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事事顺心。”余露收下了，放在书桌上。晚上写作业写累了，抬眼就能看到它。
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感受：“我知道同样的幸运星你也送给了陈敏，我嫉妒她。她是亲生的，而我不是。”
7
陈工从工厂拿回一堆簇新的棉纱，一团一团撕开，擦拭家具。棉纱含着一股新鲜的机油味儿，母亲怕余露不喜欢，用报纸包起来，塞进角落。余露发现了，竟然扯了一团装进书包。在学校，她把棉纱从书包拿出来，放到鼻子边嗅。多么奇怪啊，她竟然爱上了这股味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她被这种味道感染了，污染了，传染了。
回到家，余露总是无意识地靠近陈工，他身上是香皂味儿与机油味儿的混合体。占上风的是香皂味儿，机油味儿被压制了。但就像土里掩埋的种子，种子不甘。余露老师不就是你吗？”
余露眼睛一湿，接过蚂蚱。
9
余露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过马路时，风一吹，帽子吹进了旁边的工地。工地不大，围着一人高的简易围墙。透过缝隙，她看到帽子孤单地落在一隅，墙内空无一人。绕到入口处，门上挂着结实的铜锁。这似乎是一个因故搁置的小工地。余露不甘心新买的帽子白白丢掉，试图翻过围墙。可是，努力几次，都攀不上去。
路边停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个中年男人，他看到余露一蹦一跳想攀上墙头，便从车里出来，饶有兴趣地问她：“嗨，姑娘，你想干什么？”
“我的帽子吹到里面了，想把它拿出来。”
“应该有门，干吗不去找门呢？”男人观察围墙四周，寻找入口处。
“去过了，门在那边，锁着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帽子很值钱吗？”男人凑到缝隙处向里看，“哦，看到了，挺漂亮。”
“刚买的，所以舍不得。”余露苦恼地说。
男人指了指不远处的报亭：“你去那边借个凳子，再要两根绳子。”
余露站着不动：“人家肯定不借，再说，哪来的绳子，要绳子做什么？”
男人说：“看来你不是真想要帽子。”
余露赶紧说：“不是，不是，我真想要帽子。”
男人自顾朝报亭走去。余露继续趴在墙缝上向里边?望，她多么希望里边忽然出现一个人，帮她把帽子扔出来。
没一会儿，男人又回来了，手里多了只凳子，还有两根尼龙绳。余露眉开眼笑，恭维道：“您真是活雷锋哈。”
男人不理她，把绳子捆到凳子上。
余露追问：“人家怎么肯借给你凳子的？报亭哪来的绳子？你捆凳子做什么？”
男人没好气地说：“我答应人家一会儿要买几本杂志，人家就借给我凳子了。这些绳子当然是捆报纸和杂志用的。捆凳子做什么？你说做什么？”
男人捆好凳子，站在凳子上，把绳子一头扔到墙内，自己则轻而易举地攀上墙头，跳进里面了。
余露惊喜地叫道：“快把帽子给我拿出来。”
男人在里边喊道：“先把凳子给我递进来。”他从里面拽绳子，凳子徐徐上升。哦，他真聪明，余露这才明白他用绳子捆凳子的原因。她赶紧帮忙托着凳子送上墙头，里应外合，凳子也翻过了墙。男人不慌不忙去捡回余露的帽子，隔墙扔了出去。余露拿着失而复得的帽子，又是惊喜，又是感激。
男人又用同样的方法先抛出绳子，踩着凳子从里面爬出来，再缓缓拉着绳子把凳子提到墙头。这次，余露使不上劲儿，只能干看着，一边虚张声势地说些“小心，慢点，好了”之类的废话。凳子顺利拉至墙头，男人个头高，伸手就把凳子接出来。余露不住地称赞：“你真聪明，我就没想到这个办法。”
男人笑道：“少拍马屁了，好了，你拿到帽子了，我也得去还凳子。”
余露巴结着跟上他：“你想要什么杂志？我给你买。”
男人说：“不用，不用，你不用跟着我了。我正好等人，顺便帮你个小忙。”
买杂志的时候，余露早早把钞票掏出来，男人一把推开她：“举手之劳，不必放在心上，你戴上你的帽子走吧。小心，别又被风吹走了。”
男人从钱夹掏钱的时候，掉出一张名片。余露捡起来，问：“这是你的名片吗？”
男人说：“是。”
“潘晨光。”余露轻声念出来。
“好吧，名片送你了。”潘晨光慷慨地说。
余露收起名片，再次道谢。这时，潘晨光等的人也来了，是个女人，远远叫道：“晨光，晨光。”
潘晨光抱怨道：“可算来了，等了这么久。”
余露调皮地说：“幸亏等了这么久，不然我的帽子就没指望了。”
潘晨光说：“那你应该感谢她，不要感谢我。她是我妻子，糟糕，她看到我和你在一起了。走，一起过去打个招呼。要不然，一准又要盘问半天你是谁，我有得解释了。咳，我这才是，没病揽伤寒。”
余露说：“没关系，我不说您是活雷锋，就说是我求您帮忙的。”
潘晨光：“你姓什么？”
余露说：“余。”
潘晨光说：“别提雷锋不雷锋的，也别提帽子的事，就说买杂志碰上了，你是我同事。”
余露连连点头。
走到近前，潘晨光对妻子说：“这是我们单位小余，刚才买杂志正好碰上。”不等妻子说话，他就抱怨道，“你干什么了，等这么久。”
余露伸出手：“您好，很高兴认识您。”
潘太太戴着太阳镜，摘下眼镜客气地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余露愣住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张脸。
潘晨光不解，看着二人，问：“你们认识？”
潘太太摇摇头：“不认识呀。”明亮的太阳光下，她眉心一颗醒目的朱砂痣，就像画笔描上去的。
“画上去的？”余露伸手去摸。
潘太太受惊般地往后退，余露的动作把她吓着了，“你，你，你……”
潘晨光阻止道：“小余，小余，不是画的，是天生的。”
“天生的？”
“是的，天生的。”潘晨光说。
潘太太嫌厌地扫了一眼余露，这目光，天呢，这嫌厌的目光多么熟悉。穿过漆黑的时间之河，记忆的窗子一扇一扇打开。这个女人，当她青春妙龄时，曾用同样嫌厌的目光横扫过余露。两岁的余露就像现在一样试图去摸她眉心的朱砂痣。她一定忘记了，她当然忘记了，她怎么可能记得。余露却没有忘，这张面孔在余露的脑子里冰冻了二十余年，现在解冻了，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潘太太对丈夫说：“快走吧，还有事呢。”
潘晨光朝余露挥了下手，没再说多余的话。
二人上车，离去。余露呆愣在路边，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10
余露给潘晨光发短信，感激的话车轱辘般说了一遍又一遍，她坚持请潘晨光吃饭，潘晨光拒绝了N次后，这才千呼万唤，答应赴约。
接下来，余露和潘晨光之间的故事就像若干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中年男子相见恨晚，未婚姑娘一见倾心，双双坠入爱河。所不同的是，余露不是一般的小三儿，她坚决不花潘晨光一毛钱，相反，她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潘晨光身上。为他买衬衣领带，为他置价格昂贵的玉坠护身符，为他购手表皮鞋。为他洗衣，为他烧饭。潘晨光招架不住了，哪个年轻姑娘肯心甘情愿为一个半老男人做这些？“你图我什么？”他忍不住问。“就图你这个人。”余露想也不想地回答。
其实，到了最后，余露对潘晨光已不再是曲意逢迎玩心机，而是真心实意喜欢他了。她爱上潘晨光了，相处愈久，愈觉得这个男人好，他吻合了她理想中对异性的所有想象，幽默、风趣、热情、睿智，善良。这么好的男人，这么好的男人怎么能让那个女人拥有？当然不能，绝对不能。如果父亲活着，父亲如果活着……她再度陷入轮回般挥之不去的虚拟命题。是的，没错，她理想中的父亲就是潘晨光的样子。
潘太太不同意离婚，离婚演变成一场持久大战。这正是余露想要的结果，对方愈不想离婚，说明她愈在意潘晨光。她把那个女人最在意的、最珍惜的东西抢走了。想想吧，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成就。潘太太骂她不要脸，骂她狐狸精，骂她会遭到报应。她骂得越狠、越毒，余露越觉得兴奋。报应，是啊，她早就得到报应了。她现在是个孤儿，一个孤儿还有什么可怕的？现在轮到她了，她坐等看那个女人的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