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在音乐创作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作曲家，是欧洲后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现代交响曲史上的地位曾被长期地轻视而且被故意置之不理，但从现在来看，这显然是单纯历史意义上的一个美丽的错误。
被莫里斯·拉威尔称作“天才的业余爱好者”的马勒，作为指挥家，他使维也纳皇家歌剧院迅速崛起，并在欧洲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交响曲的作者，其作品既是前人成就的终结和总结，又是走向未来的开端，是介乎19世纪如贝多芬、勃拉姆斯等音乐家那种“结构主义”和20世纪柏尔格甚或布雷等人体系之间的枢纽人物；而其组织的管弦乐队，则以表演上的宏伟性(包括人物及乐器的配置等)、内容思想的深刻性而著称。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出生在捷克的小城镇卡里希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马勒自幼家境贫寒，兄弟姐妹14人，大都因贫困而夭亡。再加上其特殊的倍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就在他幼小的精神上投下了悲观主义的阴影。早年的马勒就表现出了其音乐上的天赋，6岁学钢琴，8岁就可指导别人练琴，15岁入维也纳音乐学院接受正规训练，并因学习成绩优异而多次获奖，1877年进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哲学和音乐史，这使他的艺术修养得到了全方位的充实和提高。在马勒37岁时，其事业达到了高峰，由于其独特的指挥风格(热情洋溢而又精益求精，对乐曲的独到见解及处理，及对艺术传统的突破和发展)，再加上其犹太血统的身份，引起了维也纳上层社会的不满，并受到诽谤和攻击，于是为艺术而献身的他愤然辞去皇家歌剧院的一切职务。1910年11月20日，他在慕尼黑指挥了号称“千人交响曲”的演出，轰动一时。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内部矛盾与残酷的现实，反对派对他的攻击，再加上小女儿的夭折，此时的马勒身心疲惫、痛苦万分，不久患上了心脏病。1911年，心力衰弱已病入膏肓的他回到维也纳。在病床上，临终的他仍用一个手指在被子上指挥着，嘴里嗫嚅着一个音乐家的名字——莫扎特……
作为19世纪后期浪漫派的重要作曲家之一，马勒创作了包括交响曲在内的大量交响音乐。要了解马勒的作品，首先就要了解他的精神世界，要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就要清楚他所处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及文化背景。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的贵族重新取得政治、经济的统治权，而民主思想则受到更为残酷的压制，失望、彷徨、消极、低沉的情绪笼罩了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的动荡引起了思想的变化与矛盾，导致19世纪末文化领域上的错综复杂。晚期的浪漫主义音乐则被怀疑、失望、消沉的情绪所主导。
生活在奥匈帝国的马勒，他的国家经常受到德意志帝国的欺凌，而在本国的内部，潜伏着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危机，作为一个犹太人，更因民族压迫而备受歧视。马勒同情弱者，酷爱自由。他对社会有看法，却无力反抗；虽才华横溢，却无出路。这种处于极端矛盾与痛苦之中的思想反映在作品中就会看到：一方面表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生活理想的憧憬，以及对大自然、对人生的赞美；另一方面又时常流露出暗淡的情调、失望与孤独、生活的烦恼以及对死亡的联想。在他的作品中常出现荒诞的形象，痉挛的节奏，尖锐的、喊叫般的音响和极不和谐的音程。
马勒是属于在奥—德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在主观上接受认同这一文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放弃了自己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试图与他们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相融合。在去维也纳歌剧院任职的时候，他接受了天主教，而这却并不能消解对他的民族歧视。马勒说过：“从三重意义上来说，我没有祖国”，“作为一个波希米亚出生的人却住在奥地利，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却生活在德国人中间，作为一个犹太人则只属于整个世界”。他将自己的民族感情上升到全人类的层面上。对于马勒而言，“创作一部交响乐就是建造一个世界”，“当大地上还有别的生灵在遭受苦难，我又怎么能幸福呢？”在他的音乐中，表达了对民族苦难的同情，对社会不公正、大多数人所受的剥削不满，寄希望于道德和宗教的力量。
马勒作品还时常从哲学角度出发对人生的问题进行探索。在大学期间对文学和哲学的广泛阅读与思考，对叔本华、哈特曼·丹哲学的研究以及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思索，使他认识到人生是一场恶梦，是一场悲剧。同时，他也受到俄国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宣扬的“灵魂净化、服从命运”的说教影响，在繁纷杂乱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得在宗教中寻求解脱，最后得到的消极结论是：人生是虚幻的，人们只有在天国中才能得到安息。
作为19世纪末的作曲家，马勒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他生性敏感、性格内向、感情脆弱；他厌恶附庸风雅、虚伪做作的社交场合与礼俗；因自我怀疑、信心不足而反复修改作品；其交响曲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自传色彩。作为一个犹太教徒，在他的第二交响曲中，马勒就悟出惟有灵魂的复活才能超越肉体的死亡。他的音乐，总有一种近乎于中世纪的对上帝的神秘向往。他怀着修道士般虔诚之情试图把世纪末的希望与困惑、欢乐与痛苦、生命与死亡等一切矛盾的直接感受化为具体的音乐形象。他也悲观厌世，怀旧思乡，害怕永别的痛苦，但他时时都有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主动要求饮尽那杯苦酒的感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因此，他的离愁别绪在凄恻动人之外，又显得高洁庄重。马勒的音乐可以使人从苦难中体验幸福，体验到以个人之苦难净化世界的众生的那种静穆的内心喜悦。在生命与死亡的哲学与宗教的探索中，他的音乐忽而是极端的欢乐愉快，忽而是极端的深沉阴郁；而在这两个极端之中，经常会有无数的幽灵鬼影出没、恐惧痛苦的喊叫。仿佛他的灵魂在尘世、天堂和地狱之间不停地游走。在马勒的作品中，一切都是开始，而没有结束，哪怕是死亡与生命。
《大地之歌》是马勒的代表作，在其创作的一系列交响曲及歌曲中属于第九交响曲，由于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和德沃夏克都在完成了他们的第九交响曲后便去世了，因此，对于“九”这个数字，他是非常忌讳的。最后，把这部作品称为“为男高音、女低音(或男中音)独唱和管弦乐队而写的交响曲”。
《大地之歌》是马勒的代表作，是以中国唐诗为歌词而创作的。它包含了马勒创作中多方面的内容：深邃的哲学构思、对生活和理想的期望、与大自然的融合以及最后告别俗世的热情与烦恼等等。他把六个乐章贯穿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个作品基调是悲观的，但其中却并不缺少充满激情的抒情表述。音乐富于幻想和诗意，写作技巧可以说达到了马勒创作的顶峰。
《大地之歌》唱词共七首，都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钱起、孟浩然和王维的诗作。
第一乐章：咏世人悲愁的饮酒歌。以李白的《悲歌行》中的部分章节为歌词。这首诗被马勒分为三段，每一段结尾重复“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以此来表现天国永恒、大地永恒而人生短暂这一主题。总的情绪是激越、热烈和惊心动魄的。乐始时的法国号和弱音小号凄厉的音响，暗示原诗对待悲愁所反映出的反抗和呐喊。乐中时，对爱的憧憬与孤独忧伤交织在一起，在随男高音唱出：“请看那边，在月光照耀的墓地上，蹲伏着一只狰狞的鬼影”的同时，乐队奏出了令人寒颤的音响，渲染出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
第二乐章：寒秋孤影。这一乐章描绘了秋雾弥漫中的自然景色。生命的火焰奄奄一息，诗人愁绪满怀，祈求长眠。这一乐章的音乐充满了凄凉和幽暗的气氛。
第三乐章：咏少年。表现出明快欢乐的气氛，充满青春活力。
第四乐章：咏美女。采用李白《采莲曲》为歌词。描绘了情人们在醉人的风景中漫游的情景；但厌世观再度出现。
第五乐章：春日的醉翁。用李白的《春日醉起言感》为词。这一乐章小而欢快，是一幅春意盎然的醉酒图。
第六乐章：告别。取词于孟浩然和王维的诗。这一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核心段落，占全曲的一半。表现了自然界永恒存在的思想，诗意地体现了同命运的和解，对宿命论的屈从，以及同生活的告别等内容。音乐时而尖锐刺激，时而转入葬礼进行曲般的沉重和暗淡，表现了即将生离死别的友人们内心剧烈的痛苦。音乐中出现了不谐的和弦，犹如好友挥泪告别的呜咽、抽泣声。然而，当唱到“当春日返回可爱的大地，百花怒放，遍地新绿”时，旋律变得优美动人起来，暗示作者对来世的幻想，虽美好，但虚无缥缈。最后在极弱的力度中结束，好似主人公也哀伤地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永远消失在天涯海角。
马勒是浪漫主义代表者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贝多芬、舒伯特及勃拉姆斯的后继者，他将浪漫主义的交响乐发展到了极点。他也预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对新维也纳乐派的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勒的音乐代表着20世纪，虽然他也延续了一个颓废的晚期浪漫主义传统，但他怀着一种英雄的没落希冀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是他率先把沉重的悲剧与轻松的消遣合为一体。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他的手上由承结、扩张到毁灭、死亡，而表现主义的新风则在他的音乐中闪烁着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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