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范晔的中国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如果不知道范晔是怎么写出《后汉书》，那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范晔生于东晋世家。那时，投胎是项技术活，生于豪门大族，不知要少奋斗多少年。范晔运气不错，他的祖先阵容超级豪华，祖辈们不仅宦海沉浮，还满腹经纶，涉猎广泛，其父更是深得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信任。在这样的家族，只需耳濡目染，明星范儿就可十足。何况范晔又聪明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
只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范晔虽出身高贵，却有一个致命的缺憾--他是庶出。东晋世家嫡庶分明，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名分就像雷池，不可逾越半步。越显赫的家族，越讲究尊卑贵贱。而范晔的母亲，是小妾。
母亲无法选择，连出生地也无法选择。范晔的母亲不慎把他生在厕所里，砖头还磕伤了他的前额，血流满面的范晔不会知道，这是命运的刺青，更是命运的刺配，他的一生，将永远被流放在卑贱里。他的小名就叫砖，这个名字让他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记住自己的耻辱。
嫡母嫡兄自是轻贱他，父亲想必也是冷漠的，从将他过继给伯父就可想而知。他只有母爱，可惜母亲的爱是无助的、苍白的。在这样的屋檐下，范晔慢慢长大了。高贵的血统，低贱的出身，贵公子和庶出子的悖论，让范晔的一生充满了张力。
狂狷傲岸的魏晋风流，在那个年代，是士子们的通行证。或一双青白眼看人、或一壶浊酒慰生平、或一柄廛尾扫天下范晔也狂放不羁，自恃风流，只是这种风流是非常态的，掩饰自卑的成分更多些。
比如范晔好弹琵琶，自度新曲，但自娱可以，娱人却不行。宋文帝想听，范晔也不买账。末了，文帝只好自己打圆场：我欲歌，卿可弹。范晔奉旨而弹，但文帝刚唱完，琵琶声也戛然而止--他不肯多弹一个音符。
范晔的嫡母去世，按古礼，他应该立即回去奔丧，并作痛不欲生状。只是童年实在不堪回首，范晔不得已启程，却是携带妻小--哪里是奔丧，简直是全家欢乐总动员嘛。
这种雷人事，看似饱含魏晋风流，细推却不然：魏晋风流，虽也有作秀的成分，但大多是心底真性情的流露；而范晔的行为，却多是下意识的反抗。嫡母、文帝，在很大程度上，对他而言，是一种强势存在。
视他人为强者，就是把自己定位在了弱势群体，这种角色认知，给范晔的生命打上了悲怆的底色。
其实范晔的大部分人生，都和一个叫刘义康的男人密切相关。刘义康是刘宋王朝奠基者刘裕的儿子、文帝的弟弟，浅陋却有野心，骄纵却没有韬略。
这样的人，范晔本是不可能与其有交集的。奈何刘义康是皇二代，范跸的仕途，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刘裕刚刚建立刘宋王朝，范晔便闪亮登场，到彭城王刘义康的府中任职。
一开始，范晔和刘义康的关系还不错。一个仰其权势，一个，惜其才华，倒也其乐融融。只是后来范晔玩得太过火，在刘义康的母亲、彭城王太妃治丧期间，故态复萌，竟然喝着小酒听着挽歌助酒兴。时人以孝治国，刘义康当然很受伤，哪怕是老部下，也要打板子。结果，范哗被贬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去当太守了。
宣城是江东大郡，西晋末年，北人南渡，大多侨居于此。镇守此地的太守除了范晔，日后还有沈括、文天祥诗人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都曾寓居于此。宣城自古诗人地，山光水色与人文景观相映生辉。倒是一个怡情养性的好去处。
只是范晔第一个吃螃蟹，难免郁闷。游山玩水、挑灯看剑、喝酒使气是必须的，只是夜深酒酣、灯火阑珊，月落乌啼，梦回京都，那一份寂寞清苦，却难以隐忍。陷在颓废的泥淖中，他有一种自虐的快意。
还好范晔幼年的爱好拯救了他。读史使人聪明，读经使人睿智，那么做史呢？范晔有这个野心和胆略。西汉史由司马迁和班固抢了头筹，只有写后汉（东汉）了。后汉离他最近，且史实最翔实，最重要的是，虽有十几家学者都在著述，但在范晔看来，不值一晒。
他要为后汉做史，为前人画传，尤其要为那些被压抑、被雪藏的同路人做传，要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顺便为自己赚一把政治资本。于是，皇后从宫闱走出，君临天下：《列女传》中，女性争奇斗艳，尽显风姿，沦为仆妾的文学也挺直了腰身，独自成传
著述的日子想必是清苦的，但思想却是清澈的，心情更是丰盈的。范晔被贬宣城，一贬就是六年。六年间，他是一种半隐居的状态，读书写史、种花栽竹、游山玩水，当然，像他那么懂生活的人，红袖添香、金屋藏娇什么的自然也少不了
站得高了，眼中的风景自然殊异。繁复无序的生活在他面前竟显现出理性来：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当然可喜可贺，只是，史实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政治又是一回事。三者有界限，有交集，更有清晰的脉络。
范晔却自信，要把三者融为一体：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只是以后来的形势看，真的是理想很丰满、结局很骨感。参透三者，要么有真通脱的大智慧，要么只是纸上谈兵。很不幸，范晔属于后者。
刘宋初，地方官吏的任期是六年。六年之痒，范晔调到长沙做了将军，这一年，他40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代。一部《后汉书》是他沉甸甸的收获，也将是他官场芝麻开门的咒语。宣城岁月，变成了一部励志大片，时刻激励着他。之后，他的官运一直不错，当过长沙王镇军长史、始兴王后军长史，直至相当于尚书令的太子詹事。而对刘义康，范晔始终恨不起来。
对范晔，刘义康也恨不起来。
范晔本是他的属下，又因自己冲冠一怒，被贬宣城六年，心中倒有点不忍。更重要的是，六年的时间，将范哗由一个虚夸浮浅的少年磨砺成一个沉稳干练的官僚。而要和文帝哥哥保持微妙的平衡，就需要不断充实更新自己的人才库，范晔这种人，正是自己圈子需要的。
那么此时，向范晔伸出橄榄枝，不仅不会有辱身份，反而能彰显自己的胸怀和才具，是一种负荆请罪式的美谈，更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战略。
对这种姿态，范晔先是不屑。但刘义康的说客太给力：有范晔的外甥谢综、文史星算，无不兼善的军师级人物孔熙先刘义康是谢综的老板，更是孔熙先的恩主。这两个人唱双簧，杀伤力不是一般的强：亲情牌、友情牌、财富牌轮番打出，360无死角全面轰炸。
但是，范晔一直很淡定。不是他有足够的定力，而是他今非昔比。宦海沉浮十几年，他尽管不是媚中，却已不再是愤青，而是务实的体制内人，是掌管禁军的高级官僚，犯不着去趟浑水。
无奈，孔熙先试着打出了最后一张牌：您说朝廷待您厚重，为何皇室始终不与您联姻？不就是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吗？人家把您当猪狗，您却要为之效死，不是被洗脑了吗？这张激将牌终于动摇了范晔那颗敏感脆弱的心。
其实与皇室通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室对你的姿态。
刘氏不与范晔通婚，原因很多，诸如范晔家风不正（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长得不帅（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但肯定和自己是庶出有关--一个庶子的后代，只能是庶支。
于是，事情急转直下。
对刘义康，范晔谈不上有多少感情，但同情总是有的。刘义康也是庶出，虽说为人粗枝大叶，但在皇帝哥哥强悍的气场前，他肯定是压抑的、无奈的，甚至是叛逆的对范晔来说，什么都是浮云，嫡庶才是问题的关键，刘义康是他挑战世俗的盟友，况且他对自己如此降尊纡贵。
范晔的感情很快向刘义康倾斜。
于是，一支由阴谋家、星相家和史学家组成的最华丽最有看点的造反队伍，就此招摇着走进了公元444年的天空。
但文帝何等机心，对鲁莽草率却野心勃勃的弟弟早有警惕，先流放了他的亲信，斩断其羽翼；又静观其变，各个击破；最后收网，完美收场。面对湿淋淋的范哗，文帝虽爱惜他的才华，但更憎恶他的背叛。对这种人，最痛快的做法就是咔嚓一声，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这些挑战、革新或阴谋，本与范晔无关。这仅是一场宫廷斗法，也是一场嫡庶之争，范哗只是友情客串了一下，活跃活跃气氛，仅此而已。奈何他太敬业、太投入、太忘情、太喧宾夺主，结果落水后，谁也没办法捞他。
其实，以范晔丰富的史学知识、超前的史学理念，这种政治灾难，他本可以避免的。写《后汉书》之初，范晔就很自负，要正一代得失。他写的将是一部类似《资治通鉴》之类的政治卷宗：有案例、有分析、有总结，更有启迪。
这种书，是要放置在皇帝的案头，供其御览批阅的；是要藏入国家图书馆，供学者不断揣摩的。这是范晔为南朝乱世所开的一剂猛药，他希望刘宋的统治者能够遵医嘱，按方服药，延续国祚。
除了《后汉书》，范晔还有一剂比较温和的药：《和香方》。这个方子是他从《离骚》中得出的灵感。以香草美人喻贤良，以恶木恶鸟喻奸佞，是屈老夫子的专利。
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虚燥的灵藿、黏湿的詹唐每一种香草都对应一位重臣，它们香味繁复，却没有秩序、没有层次，只是一味倾轧他香、唯我独香，这就是刘宋王朝真实的政治生态！
范晔很清醒，也很失望，但他还是尽职尽责，开出自己的药方：沈实易和。沈实是一种君药，可以包容、统领、协调诸香。沈实当然难得，不过即使得到，能否擢用也是一回事，譬如他自己。
话难听，药方却是好药方，只是，这种清高的姿态使他陷于更加孤危的境地。对这张药方，文帝不会苟同，同僚只会嫉恨。
庶出只是先天不足，而不加伪饰、狂傲率真的个性才是范晔的致命伤，在这个充满陷阱的世界里，他注定要为此埋单。这张药方的命运也显而易见：随风湮灭。范晔，在时人眼中，也只是人人喊打的江湖骗子，如此而已。
但范晔本人却不介意。狱中等死之时，他作《狱中与诸甥侄书》，却不是忏悔，而是艺海拾贝，谈文学、史学、音乐、书法，最后，把《后汉书》捧上了天。不是范哗淡定，相反，他有许多放不下，譬如妻妾、譬如声色，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后汉书》。
不管世人怎么看他，这本书是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的墓志铭，也是他能否跻身史学家的通行证，更是刘宋王朝乃至未来朝代的本草纲目。只是，如此博学的范晔竟不知道，痼疾深重而又讳疾忌医的时代，需要的不是谆谆温婉的医嘱，而是冷静残酷的解剖。
本草融于春秋，固然是历史的幸运，也是范晔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