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对法律根本就不感兴趣，只有音乐才能使他感动。于是，从1862年起，他便进入彼德堡音乐学院跟随鲁宾斯坦学习作曲。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柴柯夫斯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至1865年秋从彼德堡音乐学院毕业。柴柯夫斯基在此期间创作了交响序曲《大雷雨》等一批早期作品。
柴柯夫斯基从彼德堡音乐学院毕业后，受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之邀，到该院担任教授。他同鲁宾斯坦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他的许多作品都由鲁宾斯坦弹奏或指挥演出。
但在当时，他的许多作品是得不到人们承认的，作为作曲家的柴柯夫斯基很是沮丧，并且由于音乐学院繁忙的教学工作，使他很难静下心来创作。但自从他结识了梅克夫人并得到她的资助后，事情便逐渐有了转机。
柴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关系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梅克夫人是一个富孀，有大量的财产并且非常喜欢音乐，她经常资助一些穷困的艺术家。
187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尼古拉·鲁宾斯坦来到他的友人梅克夫人的寓所，请求他资助一位年轻的作曲家柴柯夫斯基。梅克夫人在她的寓所聆听了鲁宾斯坦弹奏的柴柯夫斯基的《暴风雨》。
《暴风雨》是柴柯夫斯基于1873年10月根据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创作的一部交响幻想曲，这部作品在同年的12月19日首演于莫斯科，但除了“五人团”给予这部作品充分的肯定外，听众却对此很不以为然。
然而这部作品在这里却戏剧性地改变了作曲家的命运。梅克夫人一边聆听鲁宾斯坦的演奏，一边在嘴里呢喃着柴柯夫斯基的名字。当鲁宾斯坦演奏完之后，梅克夫人神情激动地对他说：“你也不必替他说那么多的好话，你没有说之前，他的音乐早已说过了。”梅克夫人愿意每年资助6000卢布，让年轻的作曲家安心创作。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传奇的友谊。
梅克夫人对柴柯夫斯基的帮助是巨大的。在音乐上，她能听懂他的作品，她常常写信告诉柴柯夫斯基他的音乐如何深深地打动了她，对他的创作给予充分肯定，在精神上给柴柯夫斯基以巨大的安慰。柴柯夫斯基多愁善感，情绪极不稳定，他写给梅克夫人的信常常是沮丧的、悲观的。这时，梅克夫人又像母亲与情人一样，以惊人的耐心与细致为他分解忧愁，鼓起他生活的勇气。柴柯夫斯基对音乐敏感、忠诚，但对繁琐的生活却又相当冷淡，甚感无聊，在他经历了自己失败的婚姻之后，梅克夫人对他的感情更是产生了质的飞跃，并且把柴柯夫斯基的事业当作自己生活的中心内容：为他提供经济上的资助，给他提供住房，让他出国去安心创作……
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只是精神上的，基本上都是靠通信保持联系，且从未谋面。梅克夫人直到有一次去法国旅行时，才告诉柴柯夫斯基让他去自己的寓所看一下自己的藏品，柴柯夫斯基也委婉地拒绝了对他很感兴趣的梅克夫人的小女儿想去拜访他的要求。只是有一次，两人的马车在一条路上不期而遇。他们两个各怀复杂的心情，相互微微地鞠了个躬，又一言不发地相互走开了。
梅克夫人的资助与关怀对柴柯夫斯基的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期间，他乐思奔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还屡次出国作巡回演出。他的作品终于为世人所承认，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并渐渐被人们公认为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大作曲家。美国人在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竣工之后，还特地邀柴柯夫斯基参加落成典礼，并在美国作巡回演出。
然而就在柴柯夫斯基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梅克夫人却突然中断了与他的关系，无论柴柯夫斯基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
柴柯夫斯基生活在后期浪漫派特别是民族乐派逐渐深入的时期。当时，艺术家的民族意识逐渐凸出，俄罗斯的音乐与文学正迅速崛起。这些思想无疑都影响到了柴柯夫斯基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同时，他与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强力集团”的五个音乐家关系很好，他们之间相互推崇。在文学上，柴柯夫斯基极为推崇托尔斯泰的作品，并对托尔斯泰本人一直心怀景仰。在一次柴柯夫斯基的作品音乐会上，托尔斯泰应邀来欣赏，而柴柯夫斯基就坐在他的旁边，当《如歌的行板》奏响之后，柴柯夫斯基看见托尔斯泰的眼里滚出了激动的泪珠，文学大师被音乐大师的作品深深地感动了，这令柴柯夫斯基激动万分。
在柴柯夫斯基成名之后，他对上层社会越来越绝望，甚至发出了“到人民中间去吧”的呼声。所以，柴柯夫斯基的许多作品，都与俄罗斯联系紧密，具有深刻的民族性。他还经常从民间采风，借用了民间音乐的很多素材，比如他著名的《第四交响曲》的末乐章就是如此。
《第四交响曲》是题献给梅克夫人的，并且当时柴柯夫斯基正经历着婚姻的不幸。但《第四交响曲》的内容远比梅柴之交与婚姻不幸重大得多，广阔得多，深刻得多。在这部作品中，有作者对生存意义的深刻关注。这部伟大的交响曲末乐章的第二主题那优美凄伤的旋律便出自一首名字叫作《一棵白桦树静悄悄地挺立在原野上》的俄罗斯民歌。这首民歌的“孤独”与“个人”等象征意义深刻地触动了柴柯夫斯基的内心，便把它写在了自己这部重要的曲子里面了。
柴柯夫斯基的作品旋律非常优美，许多人都把他奉为旋律写作的大师，并且在一部作品中，精彩优美的旋律几乎比比皆是。也正因为柴柯夫斯基作品的优美旋律，使很多人忽视了他更是一个出色的配器大师。在音乐史上，许多人对俄罗斯“强力集团”中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配器推崇备至，尤其认为他在交响组曲《含赫拉查达》中的配器更是无与伦比。但如果我们细心倾听柴柯夫斯基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对配器法的运用绝不会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逊色。
很多人只是把柴柯夫斯基作为晚期浪漫派的作曲家来谈论。但实际上，他的作品更契合现代人的心灵。他的作品是为自己的内心创作的，里面充满了他在19世纪末期对那一个世纪的深刻绝望，也充满了现代人的惶惑、焦虑、内心的分裂与破碎，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这些情绪，正是柴柯夫斯基精神情绪向其中的渗透。
柴柯夫斯基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烦躁与忧郁，他在1875年3月写给他弟弟阿纳托的一封信中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倾诉我的灵魂。……我正在患忧郁症，没有密友是很糟的。差不多整个冬天我老是不愉快，有时简直是绝望，我期待着死。”与其说这是一种忧郁症，更不如说是现代主义以及绝望的情绪向他内心的渗透。他有许多次精神濒于崩溃，都想到了自杀，以解脱自己烦躁的灵魂。
他的这种情绪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活动。他自己常有一种自卑感、怀疑感。对一部作品，他会反复修改而不知所措；他会无端地担心自己会有一天江郎才尽，乐思枯竭。由于自卑，他常常不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应有的评价而过分在乎别人对他作品的看法。
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断裂，往往一些优美的旋律在进行中就被突然打断而出现跳跃不定的不稳定音型。有时，在弦乐优美的进行中，会有铜管突然出来发泄，并且在其创作的后期，这种断裂日渐明显、突出。但这绝不会是作曲家技术上的原因，因为他早年的许多作品都是连贯明快的，那么，这只能是心理上的焦虑与惶惑在作品中的反映，这种断裂是不合逻辑，但也是最合逻辑的。
柴柯夫斯基的作品在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艺术歌曲等许多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的六部交响曲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尤其是他的后三部，被人们称为“悲剧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柴柯夫斯基的内心世界，也涉及到了人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第四交响曲》可以说是对他自己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描摹，而《第五交响曲》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斗争，写出了两个分裂的自我的深刻斗争。在他的交响曲中，最突出的，就应该是他的第六部《悲怆交响曲》了。
《第六交响曲》是柴柯夫斯基的天鹅之歌，最初产生写这部交响曲的想法是在1889年。在这一年的10月29日，他致克·克·罗马诺夫的信中说：“我非常想写一部宏大的交响曲，它仿佛是我整个创作事业的完结……”但直到1893年，作曲家才开始他的这项工作。那时，作曲家好像知道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立下了遗嘱，做完了认为该做的一切事情，接下来就是写这部交响曲。
但这部交响曲的写作却不是一帆风顺的，问题首先出现在这部交响曲的名字上。开始他想把这部交响曲叫做《生命》，但后来觉得甚是不妥。后来他又想把这部交响曲写得跟《第五交响曲》的旋律一样，并且就叫做《e小调交响曲》，但在这部交响曲中，依然有许多困惑无法解决，最后，所谓的《e小调交响曲》也只能成了泡影。无奈，在1893年2月，柴柯夫斯基不得不开始动手写这部早已构思、但还没有名字的交响曲。他很快写完了第一乐章干脆把曲名就叫做《标题交响曲》，在这一年的10月这部交响曲完成了。
1893年10月16日，这部作品在莫斯科首演。首演之后的10月22日，他见到了他的外甥达维多夫，随后和他谈到了这部曲子的标题问题。他感觉叫标题交响曲没有什么意义，而简单地叫它《第六交响曲》又不能暗示这部作品的构思。在一筹莫展之际，在场的他的小弟弟莫德斯特提议用“悲怆”这个名字，柴柯夫斯基听后欣然同意，并决定把这部作品献给达维多夫。
《悲怆交响曲》可以说是柴柯夫斯基一生的自传，从第一乐章柔板那轻弱喑哑的开始到末乐章最后一个乐句奄奄而息，中间刻画了作曲家整个一生中的焦虑与绝望。第一乐章可以说是对作曲家生活常态的写照，有他一以贯之的警醒、善良、孤独、自疑。第二乐章的旋律轻松优美，是作曲家的最后一首圆舞曲，写尽了自己的梦想与幸福。第三乐章写出了一个分裂的自我，写出了作曲家面对生存的压力而产生的心理异化。末乐章是告别和悲哀，是以疲惫的垂死之声向这个谜一样的世界作最后的询问，而整部交响曲就是一部关于“死”的描摹。
1893年10月28日，作曲家在彼得堡亲自指挥了《第六交响曲》的再度演出，这是柴柯夫斯基生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挥演出这部作品。11月6日凌晨，他便在彼德堡去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获悉后说：“俄国有这么多人，但偏偏死了柴柯夫斯基!”
柴柯夫斯基已离去一个多世纪了，但他那充满对普通人欢乐与痛苦的内心体验的音乐，那表现出无限的爱与信赖的音乐将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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