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的长期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更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来愈如此。最后,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所谓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是使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的火星。

1905年初,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罢工得到其他工厂工人的支持,很快发展成为全城总罢工。沙皇政府企图在罢工兴起之时就把革命火种扑灭掉,它指使加邦牧师诱骗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以便乘机把工人淹没在血泊之中。布尔什维克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反复向工人说明:向沙皇请愿是不会获得自由的,自由必须靠自己拿起武器来争取。但是,很大一部分工人认为困苦是下面的官吏造成的,他们仍相信“慈父沙皇”会帮助他们。

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星期日,由数千人组成的一大群人平静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宫行进。这是一次独特的示威,实际上是一支宗教队伍,以教士乔治·加邦神父为首,后面跟随带着圣像、唱着俄国赞美诗、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请愿包括恭敬地请求实现诸如代议制议会、免费教育、八小时工作日、涨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之类的改革。如果当时沙皇或其代表接受请愿,答应予以仔细的考虑,那么人群很可能会平静地散去。相反,沙皇的姑父莫名其妙地命令皇家禁卫军向聚集的群众开枪,75人至11000人被枪杀,200至2000人受伤。伤亡数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某些目击者仅报告了星期日的伤亡人数,而骚乱在首都又持续了两天。

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猛烈的反应。向来爱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次演讲中宣称:

亲爱的亲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报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国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报仇。去吧,去劫掠帝国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1905年俄国大革命必然地发生了。

革命的迅猛发展把社会上的各阶级各政党都发动起来了。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各自的策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沙皇政府深感单用暴力不足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因此,它一方面残酷镇压,极力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挑唆俄国各族人民互相残杀;另一方面又答应召开咨询性质的国家杜马(代表会议),妄图用反革命的两手扑灭革命。自由资产阶级在沙皇专制和民主力量之间动摇。它们一方面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要求它实现一些改良,自己也可以从中分享一些权力;另一方面,它们更害怕革命,极力与沙皇妥协,共同扼杀革命。俄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反革命本性决定它根本无法领导这场革命。

无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时分为两派。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应积极领导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然后不失时机地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另一派孟什维克却主张: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反对武装起义,主张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孟什维克的行径分裂了工人队伍,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了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错误,列宁在7月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这部光辉著作对党的路线作了精辟的论证,它进一步武装了党和无产阶级。

在1905年五一劳动节,全国几乎有200个城市爆发了工人罢工。5月末,俄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700名工人举行罢工。在斗争中,工人们发挥了首创精神,选出自己的代表,建立了俄国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6月在波兰的重要工业中心洛兹,工人同沙皇军队进行了三天的巷战。6月中,沙皇的最后支柱——军队也发生了动摇,黑海舰队“波将金”铁甲舰爆发起义。在革命蓬勃开展的情况下,沙皇政府慌忙与日本签订了和约,以便腾出手来镇压革命。8月19日,又正式发布诏书,召集咨询性质的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抵制了这届杜马。

1905年秋,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是莫斯科工人大罢工。10月初,全国主要铁路的职工宣布总罢工,随即扩展到各大城市,形成了全俄政治总罢工。参加这次总罢工的工人有100多万。此外,低级官员、学生、民主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运动。总罢工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邮电不通、社会生活陷于停顿,政府机构也大多陷于瘫痪。在总罢工过程中,各地纷纷建立起苏维埃,它不仅领导罢工斗争,而且自行颁布命令,推行各种革命措施。

10月总罢工吓得沙皇魂不附体,他躲到彼得堡郊外,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就从海路逃亡国外,同时被迫作出一些重大让步。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签署宣言,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和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欢天喜地接受了这个宣言,说“革命已经完成”,“开始了民主宪制”。布尔什维克驳斥了这种谎言,指出10月17日宣言只是斗争的第一个胜利,沙皇统治并没有崩溃,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用武装起义推翻它。

11月,列宁从瑞士回国,直接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20日,莫斯科工人举行总罢工,参加人数达到15万。声势浩大的罢工到了23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工人修筑起近千座街垒,同沙皇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在勃列斯尼亚区战斗进行得特别激烈,400多名战士顽强地保卫着自己的阵地,使沙皇军队不能前进一步。最后,沙皇调来炮队,向这个地区发射了600多发炮弹,才占领了这个地区。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最后莫斯科苏维埃决定从1906年1月1日起,停止武装斗争,以保存革命力量。继莫斯科起义之后,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西伯利亚的赤塔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先后爆发了起义。由于起义的时间参差不齐,缺乏共同的领导中心和统一的计划,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孟什维克的妥协投降,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

12月武装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起义失败后,革命高潮渐入低潮时期,劳动人民是一边战斗一边退却的。从罢工人数看,1905年有280多万,1906年有110多万,1907年还有70多万。农民运动在1906年上半年继续开展,席卷俄国(欧洲部分)一半左右县份,军队骚动也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不得不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加强对革命者的迫害,一面主持召开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看到革命已转入低潮,就参加了1907年1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杜马,利用杜马讲坛揭露了沙皇各项政策的反动本质,引起反动派的恐惧。于是,沙皇政府捏造罪名,把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全体成员流放到西伯利亚,并在190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解散了国家杜马。这在历史上称为“六·三政变”,它标志着俄国第一次人民革命的结束。

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重大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锻炼和教育了劳动大众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了良好的准备。列宁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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