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前484年，当地一家名门望族吕克瑟司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起名叫希罗多德。希罗多德是幸运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豪富的奴隶主家庭，为他从物质上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后盾。他的叔父帕息斯是当地一位著名的诗人，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早早就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博览群书，勤奋学习，尤其酷爱史诗。以后他就走上了研究文化、钻研历史的道路，并创造出杰出的成就，他的史学名著《历史》奠定了西方史学的基础，希罗多德本人也被尊称为“历史之父”，影响至今。
在意大利南部的塔林敦海湾附近，有一座图里奥伊城，城中有一座墓碑，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司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之最优秀者，他是在多里亚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使图里奥伊变成了他的故乡。”
这一铭文可谓是对希罗多德一生的高度概括。
原来，希罗多德的家族因反对本城邦统治者对波斯的附庸态度，相继遭受迫害，他的诗人叔父被杀，多人遭受被逐的惩罚，包括希罗多德在内。
于是，希罗多德从大约30岁左右就开始了长期的漫游。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他不辞辛苦，足迹踏遍北至黑海北岸、南达埃及最南端、东迄两河流域下游、西抵意大利半岛及西西里的广阔天地。每到一处，希罗多德都要通过向导和译员，认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凭吊名胜古迹，细心考察文物，多方探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研究地理环境，并及时记载下来。他的视野在广泛的游历过程中大大开阔了，这些为他以后写作《历史》准备了丰富的素材。
约在公元前477年，希罗多德来到了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当时的雅典正逢伯里克利开创的黄金时代，灿烂辉煌的文化称雄于希腊世界，希罗多德在这里结识了各界名流，包括伯里克利和悲剧家索福克勒斯。他积极地参加了雅典的文化政治活动，他写作的诗文，在这里一度享有盛誉。
希罗多德崇拜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希波战争中打败奴隶制大国波斯的侵略，他十分钦佩。在伯里克利和众友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希罗多德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以便把这伟大的历史流传后世。
公元前443年，雅典人在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湾沿岸建立了一座新城——图里奥伊。希罗多德也跟随移民到了那里，成了这个城邦的公民，并在此潜心著述《历史》，度过了他的晚年时光。公元前425年，59岁的希罗多德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在他之前，曾有盲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整理汇编成史诗，合作《荷马史诗》。作为文学作品，《荷马史诗》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描绘了特洛伊战争，对希罗多德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它毕竟不是历史著作。公元前七八世纪之交，出现了希里阿德的教谕诗《田功农时》，在这部古希腊首次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诗中，出现了历史发展的概念。随后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记述神话传说、家族系谱和风土人情的散文，以说故事的方式口头流传于民间。希罗多德吸取了史诗和散文的优长之处，再加上他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历史》。
《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分为九卷，被后人分别冠以九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因此这本书又称《缪司书》。
《历史》按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等地区的情况，并介绍了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第二部分记述了希波战争的经过，从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城邦起义反对波斯，战争拉开帷幕，到马拉松之战，再到萨拉米斯之战，普拉特亚之战，米卡列之战，一直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位于色雷斯的塞斯托斯城为止。
《历史》取材丰富，俨如一部“百科全书”。西亚、北非及希腊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风土人情、政史宗教、名胜古迹无所不包，又引证了大量政府档案文献、碑铭石刻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当然，最有份量的当数希罗多德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
希罗多德为史学贡献了一种崭新的编纂方法：即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记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历史》就是这样一部真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历史巨著。这种体制深刻影响了西方史学界，被奉为正宗，延用至今。一位评论者写道：“希罗多德懂得：如果喋喋不休地专谈一个题目，描述得很长，无论如何总会使人生厌。但是，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停顿一下，夹以他语，就会使人觉得妙趣横生。于是，他就模仿荷马，使他的著作显得丰富多彩。”
希罗多德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对历史表现出远见卓识。例如，关于希波战争的性质，他谴责波斯远征希腊的侵略行为，认为波斯的失败是因为它的军队成分太复杂，又加上外线作战的困难；雅典获得胜利的原因是实行民主政治，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权利而奋力拼搏，誓死不屈。但他又不以社会制度的差异来评价民族优劣，他以相对主义的观点为基础，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都把各自的习惯视为最佳的，应当彼此尊重。又例如，希罗多德摒弃当时被希腊人蔑视称为“蛮族”的其他民族的偏见，虽然他最推崇雅典，但他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埃及的太阳历要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首次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他对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存有热忱的向往，热情歌颂它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平等，认为这是一种合理公正的制度，并把它当作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这表明希罗多德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进步思想家。
由于历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希罗多德不可避免地带有缺陷：如他对古代世界的真正主人——奴隶，以及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不屑一提；对少数帝王将相，如波斯国王居鲁士、大流士等，他极尽热情讴歌的能事，把他们描绘成历史的主宰，笃信“英雄史观”；他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和宿命论思想，他对神示、梦兆、预言、占卜记载津津乐道，并声称“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遇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会垂示某种征兆的”。在他眼中，世事变幻无常，是神安排好了一切，个人幸福与国家的盛衰兴败，都只能听从上天的安排。
有时，《历史》中对于遗闻轶事的记录过于枝蔓，便有人苛刻地称他为“谎言之父”，但这是不公正的。近代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历史学的发展，正在逐一证实着希罗多德的认真谨慎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
尽管希罗多德的史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依然以其杰出的成就而无愧于“史学之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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