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赵王司马伦一石二鸟，害死了司马亮，毒死了贾南风之后，便控制了傀儡皇帝司马衷，从此大权独揽，说一不二。按理，他也该满足了，可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和心腹孙秀密谋，要模仿司马炎当年逼迫曹奂让位的做法，逼惠帝让位给自己。永康二年(公元301年)，司马伦让孙秀派义阳王司马威去夺皇帝手中的玉玺，自己则带几万军兵在城外配合。惠帝呆傻而又软弱，乖乖地交出了玉玺。正月初九，司马伦宣布登基坐殿。把废帝司马衷尊为太上皇，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童，实际上却将其送至易名“永昌宫”的金墉城软禁。篡位之后，司马伦开始滥封滥赏，其封赏程度，真可谓是空前绝后。比如：历朝历代都曾有过靠地方推荐而后又由朝廷选拔为官的事，但到了他这一朝，事情就简单了。只要地方推荐，朝廷无需再选拔就可为官；太守、县令这些原本卑微的小官现在也全部封侯；尤其是侍中、散骑常侍等一级高官，过去只设4人，而今竟设了一百多人。这一级高官的帽子本该用貂尾装饰，可官多貂少，只好用狗尾巴代替，这便是成语狗尾续貂的来历。皇帝狂封滥赏，为官的竭尽全力搜刮民脂民膏。此时朝廷内外，风气比武帝时期还要恶劣。由于遍地都是官，官儿对人们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人们致力于聚敛钱财。南阳才子鲁褒曾写过著名的《钱神论》一文：“……钱字孔方，相亲如兄……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无论何事，非钱不行……”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唯钱是“尊”的极度丑恶腐化现象。司马伦大肆封赏，本想笼络人心，没想到反而使朝中上下一片混乱。他不过是手握兵权的一个莽夫，根本没有治国安邦之道。朝中如此混乱，他也知道，但没有一点办法，只好听孙秀的。孙秀比他也强不到哪儿去，许多事朝令夕改，弄得满朝文武怨声载道。时间一长，积怨越来越多，便威胁到司马伦的皇位。孙秀意识到：如果皇族宗室此时起兵，那司马伦的皇位定然不保，便建议司马伦派人去安慰最有实力的皇族三王：驻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迥，还有驻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顒。
但是齐王司马迥根本不买账，反而将司马伦加官进爵的诏书一把撕碎。他为什么这样呢？原来，齐王司马迥在帮司马伦夺权的过程中立过大功。可司马伦称帝后大肆封赏，唯独对他只封了个游击将军，将他排斥在京城之外。他便知司马伦是个“用着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货色，发誓再也不帮他。又见司马伦朝政混乱，他便起了讨伐之心。驻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也收到司马伦加封进爵的官书。他深知司马伦之意，但他同时也收到了司马迥共同讨伐司马伦的檄文。他素来与司马伦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又不想得罪司马迥，左右为难。这时他的部下卢志说道：“王爷，自古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司马伦谋权篡位，倒行逆施，必遭民怨。如今朝中又一片混乱，我看他维持不了多久。不如和齐王一起顺应民意，讨伐司马伦，定能取胜。那时王爷也是千秋万代的有功之臣啊！”司马颖平时很欣赏卢志，如今一听他这样说，也觉得颇有道理，当下发兵响应齐王。齐王司马迥知道自己力量不足以对付司马伦，便同时联络了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顒。那司马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物，刚开始他不想与齐王一起讨伐司马伦。听说安西将军夏侯奭要起兵响应齐王，就把他骗来杀了，又扣押了齐王派来的使臣，让部将张方押着去洛阳向司马伦请功。可张方走没多久，他就听说成都王司马颖和齐王司马迥联合起兵，全国各地还有许多人响应。他吓得又立刻派人快马追回张方，放了齐王使臣，然后宣布响应齐王起兵。在洛阳的司马伦和孙秀，得知三王发兵，吓得魂飞魄散。又知道三王此番定然不会放过他二人，便急忙调兵死命抵抗。两军在洛阳城外，激战两个月，不分胜负。此时，朝中大臣人心惶惶。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许多人便纷纷自寻退路。左卫将军王舆和尚书司马漼见司马伦、孙秀大势已去，便决定除掉他俩，与三王来个里应外合。司马伦、孙秀只顾与城外大军周旋，哪里料到城内有变，猝不及防，被他二人捉个正着。至此，曾经不可一世的司马伦、孙秀兵败被杀。三王获胜，齐王司马迥迎回惠帝，惠帝重新登殿，这位被废不久的呆皇帝又恢复了帝位，神气起来。想起自己当初被逼的情景，仍心有余悸。想狠狠报复一下，无奈司马伦、孙秀二人已死。便将怒气发在曾帮司马伦从自己手中抢走传国玉玺的义阳王司马威身上。赐司马威禁食而死，而且下令将其满门抄斩、诛灭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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