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奇人，与当时的许多士子一样，他为民族沉沦而忧愤异常。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巩固，他也不得不审时度势，采取一种逐步适应的态度，除了仍旧绝意仕途，以白眼看人自慰外，即过着闭门评书，以读书著述为务的恬淡平和生活。
顺治十七年正月，金圣叹的一位好友从京城回到苏州家乡，转告他一则消息：顺治皇帝读了他评注的才子书后，曾在金殿之上，当着朝臣，称扬他是古文高手，对群臣说：莫以时文眼看他。金圣叹激动得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后来他写了《春感八首》，诗中有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金圣叹由此而生发出一种孩童般的天真，他想着今日长安指日边，香炉北上是经筵的情景，一心盼望顺治皇帝能邀他北上京师，在皇帝身边当个经筵大臣。可叹的是，他的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非但为皇帝讲经的梦幻成了泡影，甚至连他原先所追求的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的小小希望，也一并破损毁灭，等待他的只是一场杀身之祸。
这一年的腊月初，苏州县衙来了一个新任县令任维初。任维初是个贪酷的官吏，他一上任即以严刑催征钱粮，然而又监守自盗，将官仓里的粮食拿出来以高价卖给百姓，以饱私囊，其手段令人发指，真相泄露后，民怨沸腾，注目世事的秀才们再也按捺不住慷慨激昂的书生意气，决意要在公开场合揭露、控告任维初的罪恶行径。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驾崩，哀诏下到江南，正是二月初一。江苏巡抚朱国治接诏，立即率同官员到文庙哭奠，举行哀悼仪式。至初四那天，金圣叹和倪用宾等集聚一群苏州生员奔赴文庙哭祭，沿路相随而至有1000多人。生员们到了文庙即鸣钟击鼓，撰文控诉县令任维初，事后又到府台衙门进呈揭贴。一时间群情激愤，人人声言要责打并驱逐贪官污吏。事件马上就演变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示威游行。
巡抚朱国治听说读书人闹了大事，大冷天里吓出了一身大汗，连忙喝令出动兵丁，要把闹事的人全部擒获归案。众人见官府当真捉人，一下四处逃散。但倪用宾等16人已被兵丁逮去。
案事先交道台王纪审理。审讯过程中王纪曾追问任维初，为什么要在征收钱粮时粜卖仓粮。任维初居然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是抚台大人催要馈赠太急。巡抚朱国治见事情牵到自己头上，怕暴露了与任维初之间的肮脏关系，赶紧给任维初发一张令牌，牌令中不外乎写了些兵饷甚急，多征粮米，以备不虚等内容，又把收缴钱粮的期限规定得很紧，从而强调了催征钱粮的急迫需要。最后写上发令的日期，当然署的是生员们闹事之前的九日。这样一来，朱国治即以弄虚作假的方法，轻而易举地为任维初开脱了罪责，又很巧妙地掩护了自己。但朱国治意犹未尽，他接着就向清廷呈上了一份奏疏，告发苏州书生不可宽宥的三大罪状：当哀诏初临之日，群臣哀痛欲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其不可逭者一也。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打打，目中尚有朝廷乎？其不可逭二也。匿名揭贴，律令甚严，身列青衿，敢于自蹈，其不可逭者三也。
二月十一日，奏疏到达紫禁城。当时康熙年幼，鳌拜辅政，又值金坛义士反清，朝廷四顾不暇，即降下圣旨，命满族大臣审判此案。满大臣担心在苏州审案，会激起当地百姓民愤，再度闹出事来，因而将有关人犯，全部解送江宁(今南京)。朱国治乘机唆使满员，将参与哭庙的人全部追究出来，予以一网打荆满官便把其中一个程翼苍看作关键人物，要他详细开列一份名单。程翼苍原是苏州学校教授，平时文庙钥匙一向由他掌管。眼下哭庙构成罪案，他这个首先交出钥匙的人，自然难逃罪责。因为恐惧，他打算将哭庙生员，全部开列出来，有人劝诫他说：你即使开列几十名无辜，你也开列不满千百人数，多开了岂不徒然害人！
他听了觉得有理，即长叹一声，只供出了向他领取钥匙的丁子伟和撰写哭庙文的金圣叹。
丁子伟和金圣叹被押解到省府江宁，已是四月二十七日。那天过堂各人受了30大板，金圣叹疼痛难熬，不禁口呼先帝。不料惹得四位满员大臣发起怒来，他们严厉责问金圣汉：皇上(指康熙)刚刚即位，你为什么高呼先帝？分明是想着法儿诅咒当今皇上！金圣叹自是无可回答，又因此莫名其妙地挨了20巴掌，被关进监狱。
不久，满员会同汉官朱国治等审结了这件哭庙案，以大不敬和摇动人心倡乱的罪名判处倪用宾、金圣叹等17人不分首从，立决处斩。妻子远戌边塞，奴仆及家资财物，全部抄没入官。
处决的日期是该年七月十三日，同时被杀戮的共有121人。其中大多是金坛、镇江一带反清逆贼和部分抗粮案中的贫困农民，自然还包括这哭庙的17个秀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