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天宝年间，有个商路的隐士叫任升之，曾写信给右补阙郑钦悦，信中说：“我要告诉您一些事情。近来退隐商路，一直没有奉告情况，独自住在山林中，跟亲朋的交往都断绝了。有意向您请教，以后再来拜访。我的五代祖先曾在梁朝任太常。当初在南阳王帐下为官时，在钟山悬岸坍塌的墓穴中得到一块刻着古铭的石头，没有署姓名。上面有用小篆镌刻的文字：‘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这些文字虽然已有剥落，仍然还能看清楚。是在一场大雨后，墓石堕落时得到它的。
这是梁武帝大同四年的事。几天后，遇上盂兰盆大会，先祖随驾到同泰寺。他将抄录的铭文给史官姚訾以及诸学官看，大家反复议论了几个月，无人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在盛东西的方形竹筐中，先祖所遗的铭文还在。先生的学问已经到了天生而知的境界，谋略不用运算筹划就能通晓，为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先生能揭示铭文的要义，归纳它的意图，以成全先祖的遗志，这也是我所深切盼望的。乐安任升之陈述。”
过了几天，郑钦悦就复了一封信，信中说：“使者来了，忽然带上先生的书信，洗涤了我的胸怀。先生不忘记从前的情谊，还表示要来走访我，又把大同年间出土的古铭给我看。前贤未曾弄明白的，我并非有远见卓识，怎敢随意乱说，这实在是增加我内心的惭愧。我眼下正在路途中，没有什么书籍可以翻阅，只能坐在马鞍上思考，但也颇有所得。发掘墓穴的人不知是谁，占卜选择墓地的人却实在是绝代的贤者，他对过去和未来的事都了如指掌，事情的起始和终结说得分毫不差，从前隗炤预先知晓有姓龚的使者到来的事，也比不上他。他不说安葬的年月，先说墓塌的日期，以坍塌之日，去推算下葬的时间，事情就清楚了。姚史官也是当时极有见识的人了，又跟一些儒生讨论过这事，考虑了一个多月，竟不知道它主要是说什么，这样的事岂止是一桩？探究当时占卜者的意图，就是想隐藏这件事，把话说得十分深奥，想必就是等我来充当龚使解开这个谜了。要不然，先生为什么会忽然来找我呢？我查对历谱，推测那些深奥的话是什么意思，试着来说一下，或许能符合它隐含的要义。梁武帝大同四年，干支为戊午年。铭文说的‘甸服’，距皇城五百里处称‘甸服’，因此指五百。‘黄钟’是十二律之一，律应十一月，因此指十一。意思就是墓经五百一十一年而坍塌。从梁大同四年，上数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年。‘三上庚’，指三月上旬的庚日。那年的三月初一是辛巳，到十日就是庚寅，便可知道是三月初旬葬于钟山。‘七中巳’，那年的七月初一是戊午，十二日是己巳，便知己巳日是墓刚塌毁的日子。‘浃辰’，是干支纪日自‘子’至‘亥’一周十二日之称，因此指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计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有一次交替，因此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最后说的是‘四百’，这样就知道六是千数，十八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毁，共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圮’。铭文上的那些话，只是说年月日之数罢了。算年，就是五百一十一，符合‘甸服黄钟’；说月，就是六千三百一十二，符合‘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就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符合‘二九重三四百圮’。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书计算，没有任何差错。铭文所说的年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互照应符合。大约卜筮者的意思，就是等我来解说。您的问题，刚好使事情有这种结果。我为官已久，以前所习的技艺都荒废了，古人的用意，又难以远隔年代去揣测。您不妨再去询问能人，到时希望告诉我。使者回去时，不代我说什么了。郑钦悦陈述并记。”
贞元年间，我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同族人李巽任户部郎中，于公务余暇之日，谈及近代儒学有术之士，对我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用方术来推算命运气数研究精到，思路通达玄妙深奥之处，是那个叫一行的僧人所不及的。因为他死得早，所以当世不很有名。您知道他吗？”我回答说：“老兄用什么来证实这些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隐者任升之自己说他的五代祖在梁朝任太常之职。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古铭，那些文字的意思很隐秘，广泛求教当时的学者，无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因此把铭石封藏起来，告诫他的几个儿子说：‘我的后代子孙要记住，拿这铭文去访问学识广博的人。如果有人知道它的意思，我也就不会有憾恨了。’到了升之，他很喜欢那些渊博的学问，闻钦悦之名，就告诉他祖先的心愿。钦悦说：‘您把铭文抄下来给我，我试着想想看。’升之就抄了铭文给他。
恰逢钦悦奉朝廷派遣，正驾马走到长乐驿。得到铭文后就思考如何解释它，走到滋水，共二十里地，就释然大悟了。因此他在信中有‘在马鞍上思索，颇有所得’的话。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奇异吗？”
辛未年，我转为驾部员外郎，钦悦的儿子克钧从京北府司录转授司门员外郎，我几次把李巽所说的跟他对质。虽然情况都符合李巽说的，但克钧说当时写的东西都丢失了。每每想到铭文的微妙深奥，而却不能见到，我就很感惋惜。
壬申年，我被贬任明州长史。辖地的海岛上，有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懂得《易经》而被州将看重，把他招来安置在官署里。因为听他讲解《周易》卜筮方面的事，他就把郑钦悦等人写的信给我看。我喜得这些信，比获得什么宝物更兴奋，立刻把它们编排起来，还写了评论，文字是这样的：一丘泥土，是没有生命感情的。遇上下雨而坍塌，是出于偶然。研究命象之学到了很高境界的人，竟测定它葬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何况天下太平与动乱的变化，人们穷困与显达的不同，圣贤之士生不逢时，君臣偶然遇合之类的事情呢？那么，姜子牙的多读得璜玉助周室而被武王称为尚父，孔子被楚狂讥为无凤凰之德而四处奔波，傅说被殷王梦见于傅岩之野而被任命为大臣，张良在圮上被神人黄石公授以兵书而辅助汉业，也必定是命中注定的了。然而，孔子没有空闲去坐暖垫座的席子就离开了，墨子等不到烟囱烧黑就得迁居，为何他们要这样辛苦地经营呢？孟子离开齐国回乡时急得等不到淘米煮饭，贾谊被贬往长沙而作凭吊屈原的赋以寄其伤感之情，为什么他们对这些会如此眷念呢？难道说圣人贤者还迷惑于人性天命的道理吗？是想自污其身给后人留下教训，与显示为人之道不能废弃吗？我实在是弄不清楚。钦悦后来由右补阙任殿中侍御史，为当时的宰相李林甫忌恨，排斥出京城，失去显身扬名的机会。所以我记叙所见所闻，系于这两封信之后，以昭著蓍草卜筮的神奇，聪慧的先哲能预知未来，安定动乱、穷达祸福都有定数，留下这些文字给好事者，以供后学们的好奇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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