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室》是库尔贝的代表之一，原名叫做《在我的画室里，一个集中了我七年艺术家生活的真实的寓言》，后人嫌这个题目太长，遂改称《画室》。但是，原来的题目固然太长，却能帮助人们了解画家的创作意图：这是画家对自己生活与艺术观的一个总结。一改为《画室》，含义反而模糊不清了。
画面中，画家自己堂堂正正地坐在正中间，以突出艺术家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左边的人群，代表他在家乡生活中常触及到的人物。有农民、工人、猎人、牧师、犹太商人等。这一群体是画家要在艺术中反映的对象。右边的一群人，属于画家在巴黎艺术生活圈子里经常来往的人。其中有诗人波德莱尔、哲学家普鲁东、小说家商弗勒里、收藏家勃鲁耶等。满画室的人里，却只有两个人在看画家作画。一个是小孩，他代表“无邪的眼睛”，一个是女裸体模特儿，她正逐渐把遮在身上的披布取下，她代表画家的艺术原则，即赤裸裸的“真实”。这幅充满了民主、自由气息的作品被官方的万国博览会拒绝了。但是却把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给深深地感动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深地被这种作品吸引住了。我认为他们拒绝这样的作品是拒绝了当代最卓越的绘画作品。”
是的，这当然是当时最卓越的作品。从这次展览之后，库尔贝随同他杰出的作品闻名于世。他此后到过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家，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库尔贝已经成了国际公认的大画家了。这时，法国政府很没面子，为了表示他们懂得欣赏美的艺术，拿破仑三世于1870年授予库尔贝与其他著名艺术家勋章，但是却招来更大的丢脸——库尔贝与杜米埃一口回绝了这种荣誉。这使得拿破仑三世对他恨之入骨。
1871年，巴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并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库尔贝成为革命政府的一员，并担任了美术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他的职权内，他为保护卢浮宫及收集文物作出了贡献。此外，在库尔贝的支持下，拆毁了拿破仑纪功柱。他还提出了一些关于艺术自由方面的原则。但是，公社很快失败了，库尔贝被捕入狱，他没低头。这一期间，库尔贝画的黑色背景下的鲜红果子，暗示了对黑暗势力的反抗。评论家说道：“画中有从容不迫的感觉，明显地证明了画家道义上的镇静和坚韧不拔的生命力。”
反动法庭无理地指控库尔贝在“公社”期间“破坏文物”，对之处以巨额罚金，并没收了他所有的财物与作品。
1872年，库尔贝出狱，为了避免政治迫害，于1874年逃亡到瑞士。
1877年12月31日，库尔贝因病而逝于威维。这位忠实于现实，忠实于自己的硬汉逝去了，他以顽强的精神为扫除古典神话的陈辞滥调，表现现代的生活而奋斗了一生。
居斯塔夫·库尔贝于1819年6月10日在法国北部比昂松附近的奥尔南出生。他父亲是一个葡萄园种植主，家境富裕。他的祖父是雅各宾党人，曾参加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库尔贝幼年时经常听祖父讲大革命时代的故事。这种革命的激情，感染着小库尔贝，使他从小便向往着革命。
库尔贝原来学习法律，但因为偏爱绘画，1839年在巴黎先后拜两位画家学画，并常到博物馆中去临摹古代大师们的佳作。库尔贝非常喜欢17世纪荷兰画家的作品。而且，库尔贝又与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交往甚密，从而养成了独立自由的个性。后来，库尔贝又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得他的艺术表现出了革命的激情。
库尔贝最初是以肖像画成名的。1844年，库尔贝创作了自画像《带黑狗的男子》初次被选入沙龙，从而成为了他的成名作。随后，库尔贝又创作了自画像《受伤的男子》与《束皮带的男子》等肖像画，显示了画家真实而粗豪的表现手法。
1848年的二月革命对库尔贝影响很大。不久，他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库尔贝回到了故乡，积极从事绘画创作，产生了许多著名作品。如《奥尔南的午后》、《奥尔南的葬礼》、《奥尔南的葡萄收获》、《石工》、《赶集回来》、《睡着的纺织女》、《筛谷的女人》、《雪景》、《画室》等。
《奥尔南的葬礼》是一幅大型油画，画家如实地描绘了自己家乡在埋葬死者时的仪式。画面上的众多人物各有不同的表情，其中如市长、检察官、神父等人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来表演一番仪式而已，面部冷漠无情，只有死者的眷属才显出了哀悼的样子。这幅画以令人惊异的笔触，使风景的色彩带上绝妙的透明感，再加以红、白、青各色调，使整个画面形象丰富起来。画家用严肃而朴实的笔法强调了画面的塑造性，从而打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
《石工》是库尔贝在路旁所见到的真实情景。库尔贝在给朋友弗朗西斯·维埃的信上写道：“弯着腰，身体被烈日烧灼，头戴麦秆草帽的七十岁的老人，他那粗布的裤子上打着补丁，脚上穿着古老的木鞋，破袜子露出脚。在老人旁边是个满头尘土、皮肤被太阳灼成褐色的少年……”库尔贝正是有感于这样悲惨的生活，才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画室中来完成这幅巨作的。
《石工》画面长达3米，画上的人物与真人同样大，从而更具有“挑衅”与“示威”的性质。画面上有两个人，左面是一个孩子，个子虽然不矮，但仍未发育成年，更显出其柔弱不堪。但是，这么一个孩子却在尽力搬起一块巨大、沉重的石头，他弯着腰，双手抱着，膝盖顶着，几乎就要跌倒在地上。右边是一个老人，他已经太老了，被破旧的草帽遮住的脸上露出干瘪的嘴巴，显然，牙齿已经全脱落了，这样一位老者仍在劳作着，他可能已经搬不动石头了，他跪在地上，双手持镐，一下一下敲打着石头，那样子好像他要永远干下去，直到倒毙在地上。这两个在烈日下从事这种沉重劳动的穿着破衣裤的工人，从小的到老的，使人想起他们一生的命运。库尔贝没有画出他们的面孔，是为了强调没有人重视他们，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一生，而灰色的背景，更使人心生压抑之感，库尔贝用阔大的笔与刮刀涂上去的颜色，给物像增加了坚实沉重的力量，土地、石块、身体，特别是工人粗厚的衣服，似乎比真实的事物更具有可触的“重量感”与“体积感。”
这幅《石工》展出后，遭到了激烈的围攻。这从他的朋友商弗勒里给乔治·桑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小说家商弗勒里在艺术观上与库尔贝一致，他写信给乔治·桑，是向这位很有威望的浪漫派小说家请求支援，由于人们敌视库尔贝的艺术，把一顶“写实主义”的帽子强加给一切他们要反对的人。正如把浪漫主义的名称强加于1830年的艺术家一样。
商弗勒里道出了库尔贝遭受攻击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以真人同样大的尺码描绘了诚实的中产者、农民、村妇。人们决不允许给一个打石头的工人以皇太子的待遇，贵族们看到把那么大的画布用来表现普通老百姓，大为恼火。原来只有那些衣装华丽、戴着勋章、板着官僚面孔的君主贵人，才有权享受与真人同样大的尺码，如今，居然为了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奥尔南农夫，集合起一群农民与下等人为他送葬，而且画了一张只有当年拉吉叶表现巴黎统治者给圣灵做弥撒时才有权采用的那么大的画幅。
商弗勒里称赞道：“《奥尔南的葬礼》、《石工》是两幅杰作，自大卫的《马拉之死》后，在法国还没有谁画出比这还惊人的作品!”
但是，当库尔贝的声名已远播世界的时候，法国的旧势力对待画家还重复着老一套的讥笑手法：“丑陋万岁，只有丑陋才是可爱的!”他们又把30年前施于维克多·雨果与浪漫派的故伎搬弄出来，令人不能不惊异于陈腐而可悲的旧势力总会从灰烬中复燃。“历史的脚步是缓慢的，三十年间我们并没有前进多少。”商弗勒里这样感慨道。
时间是飞逝的，历史却在慢慢地蠕动。陈腐的旧观念依然存在，难道前进者永远都将受到这样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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