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国内并不太平,西南部土匪活动猖獗,仍然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美帝国主义已侵入朝鲜,越过三八线,对我上海及华东地区构成了威胁。面对内忧外患,中共中央果断做出决定,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土改等运动。在我国西南地区,地势险峻,奇异山洞众多,为土匪藏身提供了天然条件,土匪神出鬼没,欺压百姓,给当地治安带来不利影响。解决西南的土匪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剿灭土匪,人民解放军动用了大量的部队。西南军区从1950年1月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由于大兵团作战,部队采取了“以集中对付集中”的战术,坚持“先腹心地区,后边沿地区;先匪患严重及交通要道两侧地区,后其他地区;先对付最大最凶残的顽匪,后对付较小的顽匪”的原则,开展了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斗争。剿匪的部队主战场在云南。1952年,国民党残部仍在云南顽抗。当时由于地方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土匪们借此机会大肆活动,危害地方政权,影响社会治安,抢劫财物,抗粮抗税。解放军决定集中力量,消灭这股顽敌。云南省新宁县的匪首勾结其他顽敌,组织大规模叛乱。后来,他们又以“投诚”为主要手段,掩护和保存实力。他们潜入昆明后,组织“云南人民反共军”,策动起义部队的3个连叛变,杀害干部、群众280多人。锦州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第93军团长王耀云受宽大释放回云南后,又当上保安第1团团长。其后,他所在部队被编为我暂统第13军第34团,他仍任团长。他奉命在江川县剿匪期间,暗中与土匪勾结,率1000多人叛乱,并杀害了派驻该团的解放军军事干部,向滇南逃窜。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收容土匪,组成“云南人民反共军”,仅1950年5月,云南省就有4万多土匪,形成一股反动势力。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中共云南省委指示,争取群众,镇压土匪恶霸。云南军区据此指示,剿匪部队分片包干,集中兵力,进剿大股土匪。到9月底,共歼灭顽匪8000多人。1950年10月下旬,云南省剿匪委员会成立,陈赓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剿匪部队英勇善战,到年底,歼灭云南省境内土匪6万余人,收复被土匪盘踞的县城10余座。这样,云南省内土匪被基本消灭,残余土匪仓皇逃窜。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1950年7月,台湾当局第8军军长李弥、国防中将刘师荼到缅甸和越南的老街,指挥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在越南老街,刘师荼组织起“云南人民剿共自救建国军”,被人民解放军很快击退。在缅甸,李弥任“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趁大陆军民全力抗美援朝之机,向我国云南边境集结。云南西南部山峦叠嶂,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武装敌军利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我军周旋。我军为了有效地歼灭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全面合围的战术。云南军区集中7个团的兵力深入密林,跟踪追击,共歼敌500余人,漏网之鱼逃窜到缅甸北部。为了彻底歼灭敌人,中缅双方达成协议,联手对敌,对国民党军联合作战。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二次入缅作战,国民党四处逃散,遭到严重打击,基本停止了对边境的骚扰。柳元麟总部被迫迁往台湾。西南地区的剿匪任务圆满完成。与剿匪进行的同时,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也开始了。任何一个政权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实行有利于广大农民的土地政策。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次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次土改是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农,分化地主阶级,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土地改革法》和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政策不同,实行保存富农经济和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这样有利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到1952年春,全国把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共7亿亩分给了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的任务都已完成。

土改的完成,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势力,极大提高了农民的觉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新解放区土改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它彻底地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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