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第一代播音员是丁一岚和齐越。
丁一岚在张家口解放后便成了真正的播音员。说起丁一岚与播音员之间的缘份还是解放前的一句玩笑。日本即将投降，由于当时没有广播电台，晋察冀报社就连续组织宣传队到附近领导机关宣读刚接到的新闻电讯稿。丁一岚是宣传队的，有一次她读完了朱德总司令下达反攻命令的新闻电讯稿后，同志们纷纷打趣。“你的普通话不错，将来当播音员吧!”说得丁一岚脸红红的，但这一句玩笑却成真了。张家口一解放，丁一岚就成了播音员，到1949年已经有4个年头了。齐越是河北人，他的嗓音嘹亮、浑厚。他少年时代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历尽磨难，但他没有忘记学习，后来辗转到大后方的陕西、四川求学，又积极投身到革命中去。由于他音质很好，所以成了一名播音员。他与丁一岚共同解说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后，他们为人民广播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到建国初期的好儿女，少不了马寅初。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建国后，他忧国忧民，高瞻远瞩。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新人口论》的文章，强调要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但是他的见解却被批判为“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毒草。正因为马寅初的这篇文章，险些让他戴上“右派”的帽子。多亏了周总理，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仍没有忘记马寅初，他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虽然遭到攻击，但他仍为真理而奋斗，又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重申了自己的观点。马寅初还是被康生硬性指责为“搞右派进攻”，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的观点才重新得到肯定。但是我国人口已经飞跃地上涨了。“错批一个人，多生8千万!”，我们应牢记这个教训，也应记住马寅初这个人！
建国初期，有一个人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导弹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先驱，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1935年，钱学森来到美国，1947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在美国期间，他帮助美国制造了第一枚导弹。在美国，钱学森被誉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9年10月1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美国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激动不已，他想把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他开始作回国的准备。1950年7月，钱学森向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正式提出回国申请。这位海军次长大为震惊，他怎么舍得放走这位旷世奇才呢，他曾说过：“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抵得上5个师!”便对钱学森苦苦挽留，但是钱学森心中有祖国，美国的洋房、洋车、丰厚的待遇都打动不了他的爱国之心，钱学森为了祖国的事业，放弃了金钱、荣誉、地位，毅然决定回国。但美国人不想放走他，在途中将他扣留了15天，而且限制其自由整整5年。但钱学森回国的志向没有变，后来写信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下了指示，一定要使这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回到祖国。在各方的努力下，美国不得已才放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被美国非法监禁5年，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伟大科学家钱学森及夫人、孩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个炎黄子孙的后代，把所有的激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正是由于他忘我的工作，197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钱学森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提起这些英雄儿女的名字，少不了体育健儿，他们身上不仅仅代表体育，而且代表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为我国夺得第一枚世界金牌的选手是兵乓健将容国团。
容国团，1937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从小生活在香港。从小家里很穷，但他热爱乒乓球的志向始终不变，由于他刻苦训练，终于赢来了掌声，1957年，他获得香港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男子团体三项冠军。
成为了香港冠军，他的爱国热情也在不断地高涨，他经过努力，于1957年11月1日回到了大陆，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回到大陆之后，他继续苦练基本功，他的目标是为国争光，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人。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多特蒙德体育馆举行。容国团一路过关斩将，最后与匈牙利老将西多狭路相逢。他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坚强的意志，终于为新中国夺得了第一枚世界金牌。当庄严的国歌奏响，容国团心中激动不已，他终于圆了一个梦，为祖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的称号。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代球星却悄悄逝去，年仅30岁。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他，祖国没有忘记他，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他为国争光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体育健儿和全国人民奋斗不息。
人们不会忘记，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雷锋。历史在悄悄前进和变化，但雷锋精神却一代代传颂，用平凡而伟大来形容他最为合适。
说他平凡，他是一名普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从小受尽了折磨。他的父亲因为参加抗日战争，而被残酷的日本人活埋。他刚满12岁的哥哥进了一家工厂，不幸被机器轧断胳臂，而凶残的资本家却将他赶出工厂，活活疼死在妈妈的怀里。他的小弟弟也被饿死。后来他的母亲不甘受屈辱而悬梁自尽了，只留下他一个孤苦零丁的7岁的孩子。地主丧尽天良，让7岁的孩子为他放猪，住的是猪圈，吃的更不用提了。雷锋从小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他小小年纪，却懂得了生活的不易。故乡终于解放了，雷锋终于也翻身了。他也上学了，学习刻苦努力，对党对祖国无限热爱。
1959年12月3日，雷锋去参加征兵体检，但他身高和体重却不合格。雷锋哭了，他哭着讲述了自己苦涩的童年，征兵的负责人破例收下了他，从此，雷锋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雷锋到了部队，处处表现得都很积极，他想把党和人民对他的养育之恩奉献给祖国，他忘我地工作，认真学习。入伍不久，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是雷锋平凡的事迹，但伟大却出自于他的平凡之中。
他成为运输班班长，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他尽一切努力去帮助别人。他带着病在工地运砖，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在沈阳车站为那位山东大嫂买车票，而留下了“解放军”这个名字；他冒雨把一位大嫂和孩子送回了家，……雷锋的事迹说不完，写不尽，他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人们都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而且雷锋时时刻刻都在做好事，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雷锋同志做到了。但是这个年轻的生命却不幸逝去，1962年8月15日，雷锋同志在执行勤务中，不幸牺牲。人民怀念他，祖国呼唤他，雷锋精神传万代。
雷锋精神鼓舞着亿万人民奋勇前进，大庆精神也在中华大地上树立了一面旗帜，也激励着亿万人奋勇争先。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就是铁人王进喜的豪迈之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建国初期，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了使我国摆脱贫油国的困境，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建设者们为了早日打出石油，他们来到了东北松辽地区。他们心甘情愿吃大苦，以钢铁般的革命意志，舍身忘我地工作。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国才彻底从贫油国中走了出来。铁人王进喜的精神也传遍了神州大地。王进喜小时候受尽了折磨，八九岁就给地主放羊，经常遭地主毒打，15岁，被拉进玉门油矿当苦力工，工头、矿警比地主还狠毒。后来，家乡终于解放了，王进喜已长大成人，他立即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之中。1960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这时，美国对我国经济封锁，而前苏联也撤走了专家。但是中国人民没有怕。王进喜同志带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千里迢迢来到大庆，为大庆带来了一片生机。
王进喜和队友们忘我地工作，任凭寒风呼啸，仅用了6天，就打出了大庆会战的第一口井。王进喜和工人们高兴极了，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王进喜指挥工人放铁架，准备再打，忽然有一根几百斤重的钻杆滚下来砸伤了他的腿，这个硬汉子被砸昏了，工人们围着抢救他。可他醒来后，却猛地站起来，继续指挥放井架。领导和工人坚决把他送进医院，仅住了一天，他又偷着跑了出来，手里却多了一根拐棍。打第二口井时，发生了井喷现象，如果不迅速解决，不仅井毁人亡，高大的井架也很有可能被吞没到地层里。王进喜扔掉拐杖，立刻奔上前去，把水泥倒进泥浆池，但是没有搅拌机，王进喜立刻跳了下去，用身体搅拌。险情终于被压住了，但王进喜腿疼得扑倒在地。正是这种精神，这种力量，才使祖国石油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王进喜和队友们吃住在一起，他们成日成夜地战斗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制服井喷，王进喜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工人、井场附近的百姓都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从此“铁人”这个名字传遍了大庆油田。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1963年，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了，“洋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进喜和队友们又豪迈地笑了，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感觉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为了表彰大庆精神和王进喜“铁人”般的作风，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1964年，王进喜代表大庆工人光荣地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激动万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业学大庆运动，对我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铁人”王进喜的精神也鼓舞了一大批建设者。
王进喜在大庆干了一辈子。焦裕禄在兰考也想干一辈子，但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年仅42岁，便闭上了疲劳的双眼。
1962年冬天，河南省兰考县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旱涝、风沙、盐碱三害同时袭击着兰考人民。
焦裕禄就是在这时来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挑起了重担。
焦裕禄到了兰考，便马不停蹄地到灾情最重的乡下了解情况，他不顾一路劳累，心里记着受苦受难的百姓。他看到灾情太严重了，大批灾民都流往他乡，他深感责任重大。
为了让县里的其他领导了解到兰考的现状，有一次夜里，他带着县委的干部来到火车站，看到兰考的灾民前往外地逃荒，还有一些灾民蜷曲在货车上。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县委一班人从车站回来，连夜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战胜灾荒，留住兰考人民。最后会议上决定先下乡了解三害的严重性，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措施。焦裕禄亲自带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调查。而这时，焦裕禄正在患慢性肝病，有许多人劝他不要在大风大雨中奔波，那样会累垮的，但焦裕禄心系灾民，他抱病到实地察看灾情，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对症下药。通过艰辛的努力，调查队摸清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着手解决这些灾情。
那时候，焦裕禄肝病时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肚皮，但是他仍在大雪中亲自指挥抗灾斗争。一场艰苦的斗争开始了。大风大雨中，大沙大雪中，兰考处处有焦裕禄的身影。由于工作方法对头，1964年，兰考人民在同涝、沙、碱斗争中已取得初步成效，正在向胜利大踏步前进，但是焦裕禄的病情也在恶化。焦裕禄经常用右膝顶住疼痛的肝部，或用左手按着，有时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时间长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但他总是强忍着，继续工作，他忘不了灾区人民一双双期盼的双眼，他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检查治疗。到了后来，这个硬汉子被病魔折磨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才住进医院，然而诊治结果让人们绝望：肝癌晚期，皮下扩散。兰考县委的人多么不想听到这个结果，兰考人民多么不愿听到这个结果啊！
焦裕禄病重的消息传开后，兰考有不少人自发地到医院去看望他。但他从不提自己的病情，而是问县里的工作情况，问兰考人民的生活情况。
焦裕禄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兰考县县委副书记来看望他时，他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你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副书记本想安慰一下焦裕禄，但听完焦裕禄的话，他鼻子一酸，热泪直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焦裕禄在医院里离开了人世，但他心却在兰考，在他病榻的枕下，有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另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焦裕禄走了，兰考人民悲痛不已，他们不会忘记共产党，不会忘记焦裕禄。如今兰考已绿荫成行，党的好儿子焦裕禄也可以安息了。
建国初期，英雄模范人物像天上的繁星，数也数不清。正是有了他们，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更团结，更温暖，更有生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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