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后,日寇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因此加紧了对游击区的“扫荡”和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也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制造反共摩擦,对根据地进行的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封锁加强。在严峻的形势下,根据地面临空前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度过难关,1941年起,中共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期间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他根据地军民也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各解放区和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热潮。就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也都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

1941年,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当时,南泥湾荒无人烟,杂草从生,狼虫出没其中。战士们克服种种困难,用树枝、野草搭起简陋的帐棚,时常露宿于荒野之中,没有食物,以山菜、野草充饥,没有工具,就用木棒、石片自己制造。战士们发扬艰苦奋斗、不畏艰险的精神,当年开荒11200多亩,收获粮食1200余石,到1943年,实现了粮食、蔬菜完全自给,减轻了解放区农民的负担。大生产运动期间,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在农业上,党发出号召,学习吴满有。吴满有是一个劳苦的农民,1935年5月土改中分到60饷荒地,他辛勤耕作,连年开荒,披星戴月,风雨无阻,经过艰辛的劳动,把60饷荒地变成了良田。1942年4月,《解放日报》报导了他的典型事迹。毛泽东发出号召,要边区的农民向吴满有看齐。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工作会议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指出,学习吴满有,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能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地租,故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日”。将学习吴满有同抗日战争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在工业战线上,毛泽东掀起了学习赵占魁的运动。赵占魁,山西定襄县人,1939年7月入农具厂当工人,不久因工作突出当了翻砂股股长,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勤俭节约,一丝不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解放日报》于1942年9月11日报导了他的先进事迹。毛泽东抓住这个典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以推动边区的工业生产。“赵占魁运动”从1942年至1947年,持续7年之久。这次运动中,许多工人提高了觉悟,形成尊重先进、争当先进的大好局面,解放区的工业生产直线上升,解决了解放区民用和军用物资缺乏的问题,打破了国民党、日军的封锁。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已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同时,工业、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边区军民开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与此同时,其他解放区的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标。在进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松思想上的学习,开展了整风运动,以正确的理论武装全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解决了党内本来就存在着的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把整风运动概括为“三个反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特征,是党内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毛泽东说:“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毛泽东指出只有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消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它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破坏党和人民群众团结的作风,严重危害党的组织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宗派主义呢?毛泽东指出,只有提高共产主义精神,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同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克服宗派主义,才能保持党的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具有坚强的战斗性。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是党八股,它束缚人民的思想,压抑群众的创造性,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党八股,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代替它,才能推动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毛泽东还指出了整风运动的方法:每人阅读马、恩、列、斯、毛等人的著作,学习党的历史文件,掌握其精神实质;然后反省自己,检查思想和工作,分析其中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分,找出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根源,进行严肃而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个人反省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总结经验,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最后写出总结。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毛泽东说:“这个方针的意思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从1943年开始,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这次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国民党和日伪军的特务借延安整风之机,潜入延安,打入革命队伍,进行破坏活动。中共中央发现这一形势,为打击敌人,纯洁组织,决定将整风运动与审查干部工作结合进行。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夸大了敌情,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凡是从陕甘宁边区以外来的干部、学生和许多白区的党员都打成嫌疑犯。康生当时负责审干工作。他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他于1943年7月15日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许多来自白区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诬为“红旗党”、“叛徒”、“特务”、“内奸”,大搞逼供信,肃反严重扩大化。中共中央及时发现这一错误并予以改正,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逼供信”的审干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是错误的。确定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这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1944年春,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向大家道歉,宣布错案、冤案一律平反,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1945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认识,为党的团结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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