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南京当局给上海市公安局发出了一封密电，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密电指示，突击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声称，政府是“依据危害民国罪法逮捕他们的”。24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他们的“罪状”：“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并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民政府……”这就是“七君子事件”。由于国民党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路线，全国各界群众极为愤慨。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同时，上海文化界也活跃起来，积极组织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等280多名文化界名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在这生死存亡之间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要“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同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先后成立，上海各界相继成立大学教授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人士大力支持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国运动在上海蓬勃开展起来。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正式宣布成立，并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此后，救国组织纷纷涌现，北平、天津、南京、济南、青岛、武汉、西安等地也先后成立救国会。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选举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证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于7月15日联合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于救国会的活动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投降的反动政策针锋相对，南京国民政府极为惶恐，他们开始打击、压制救国会。6月2日，上海市长吴铁城收到沈钧儒等要求认可救国会的文件。吴铁城不但不承认，反诬蔑救国会是“少数野心家”操纵的，并叫嚣要取消一切救亡团体。救国会领袖们不畏当局的高压，铁骨铮铮，毫无惧色，声明“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断然对救国会下了毒手，逮捕了“七君子”。于是，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监狱和法庭内外展开了一场爱国无罪与“爱国有罪”的斗争。“七君子”在狱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同开展对国民党的斗争。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栽赃陷害，无中生有地罗织“十大罪状”，拼凑了“起诉书”。“七君子”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义正辞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对他们许愿说只要他们写一纸“悔过书”，即可立即出狱，到南京做官。“七君子”不为所动，表示既没有过，也不用悔，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国无罪是民族存亡的大事，宁可不出狱，但愿“爱国无罪”四个字“永垂史册”。在法庭上，更是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6月11日，第一个受审的是沈钧儒。检查官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沈钧儒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审判长张口结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第二个受审的是章乃器。检查官问：“你对各党派是主张联合的吗？”章乃器答：“在这国难空前严重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检查官又问：“剿共是错误的吗？”答：“我认为我们内部不应该再有磨擦，在亡国的威胁之下，自己内部还有什么恩怨可谈呢？”一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检查官无言以对。审王造时时，检查官问：“你们要建立一个抗敌政权，是不是不要现政权？”王造时义正辞严：“抗日救国是救国会的目的。救国会认为必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几年来的国难与国内的分裂情形实在有极大关系，如果国内有真正统一的局面，一切力量已经真正集中了，那么我中华民国决不至于被日本帝国主义抢去东北三省和察哈尔、河北的一部分，到今日这种河山破碎的地步。因此，救国会认为必须全国真正统一起来，把全国人力、财力、物力真正集中起来，才能谈到抗日救国。要抵御外侮，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强国的政府。”一番话侃侃而谈，听者无不动容，接下受审的是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他们义正辞严的答辩驳得检查官理屈词穷。法庭上，“七君子”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法庭外，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联名签署营救请愿书。6月25日，宋庆龄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对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表示随时准备入狱，同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社会上反响强烈，全国各界纷纷响应，踊跃参加，救国入狱运动风起云涌。由于宋庆龄的地位和威望，加上使用的斗争形式和平合法，国民党反动派无可奈何，不敢公开干涉和镇压，反而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7月15日，宋庆龄满腔悲愤，带着简单行装来到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对她收押，同行的还有诸青来、彭文应、汪太炎、张六翼、潘大逵、胡愈文、张定天、张宗麟、沈兹九、陈波儿、胡子婴等11人，他们在宋庆龄率领下到江苏高等法院见院长。庭长朱树声出面接待。宋庆龄指责说：“我们有事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委员长，我们要见也是可以的，他都要亲自出来，院长为什么不出来？”院长被迫出来。宋庆龄说：“如果他们七位因主张抗日救国有罪入狱，则我们十余人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中外报刊都大版面对此进行报道，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狼狈。芦沟桥事变后，团结抗日局面形成，“七君子”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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