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来是卫生队队长，有一年战士考军校体检，他对女兵耍流氓，乱抠乱摸，这玩意叫叫叫……叫啥来着？”副营长翻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转脸问我，“那个词咋说来着？”
“猥亵？我想了想说。”
“对对对，猥亵，本科没白念啊。”副营长高兴地一拍大腿，“他趁人家女兵脱光了检查身体的时候动手动脚，猥亵人家。”
“可女兵不该是女医生检查吗？”
“团里从来也没有过女医生。”
“那也应该找个女护士一起检查吧？”
“你毛病得很，到底听不听我讲了？”副营长瞪着我，“反正判他刑就说明他干了坏事！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何况那女兵就是他们卫生队的卫生员。人家当时没吭声，回去一封信写给军长政委，把首长鼻子都给气歪了，最后军事法院按流氓罪判了他两年半有期徒刑。”
至于他为什么现在还呆在部队，按副营长的说法，刑期五年以上才开除军籍，而他还不够，所以还是军人，要等到明年初办完复员手续后才能正式离队。出狱到离队中间这几个月团里没处安排，又不能不管，就把他弄到四营，让他在卫生所暂时当几天医生。
如果聊到这儿就打住，那就没事了。于我只是一项谈资，很有点意思，便于展开想象。可我嘴贱，又问副营长，“那个女兵后来怎么样了。”副营长说，“领导考虑她是受害者，也担心她再四处告状，所以就出面协调照顾她上了军校。”
“她一门心思想上军校，四处找领导帮忙。可她底子不行，成绩差得你都想不出。你知道不，她第一次参加统考，四门课加起来才七十多分，就是ABCD四个答案抓阄也不至于才考这么点儿吧。那阵子我在军务股当参谋，有一次路上碰见她，她说今年是最后一年，要再考不上她就得复员，还不如跳楼算了，还说她要好好复习，不然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了。副营长笑了一会儿又说，对了，她跟你上的好像是一个学校，两年的中专班，今年也该毕业了，没准你们还认识呢。”
“不可能，我说，她叫啥？”
副营长捶捶脑袋想了想，“高梅，你认识不？”
高梅入学的时候，我念大三。进入军校以来，我考试成绩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英语演讲、数学建模和羽毛球之类的比赛参加过很多，奖也得了不少，走在校园里总有打不完的招呼，经常被领导叫去家里吃饭，在我们那所军校里差不多能算个风云人物。那阵子还真有几个女生对我表示过好感，可我没跟任何人交往。一是军校里禁止谈恋爱（当然总是屡禁不止）；二是我也没喜欢上谁；三是我觉得我以后要努力成为将军，不希望意志被感情消磨。
可遇上高梅以后，想法就变了。其实她长得不算很漂亮，短发圆脸，有点矮有点胖，至少在她们女生队三四十号人中并不出众。她甚至也没什么才能，就是那种普通人多少应该有一点的特长，她也没有。大三快结束时学校举办艺术节，我们队长费了半天口舌找她们队长借了几个女生过来一起排节目，好像是个表演唱之类，其中就有她。可来了以后才发现她既不会表演也不会唱，最后不得不请她回去。可谁也不想当恶人，队长就让我去和她说。我说我又没参加节目，又不认识她（那时我确实对她毫无印象），我怎么说？队长说那我不管，谁叫你是区队长，区队长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为领导分忧。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去给队长分忧。我把高梅叫到宿舍楼下小花园里，先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吭吭哧哧地说起来，大概是节目修改后用不了那么多人，所以这次就不麻烦你了，下次有机会再合作之类的屁话。她站在我对面看着我，似乎没什么表情。我说着说着，她却突然笑起来，像是一把突然被拨动了弦的吉他，笑容和目光中绽放出让人兴奋的东西，令我心率持续加快。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有点像在冷雨中走了很久突然进入温暖干燥的房间，然而却远甚于此。那感觉令我慌乱，只好匆匆结束了谈话。她至此才止住笑说没关系。接着又说，你的领花歪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伸出手替我把领花正了正。那一刻我浑身冒汗，因为她离我如此之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看到她脸颊上细细的绒毛，还有种莫可言状兀自发散的隐隐诱惑。
我说不出来高梅好在哪里，也许只是些透明的目光或者气息，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时冲动，过几天就淡了忘了。可渐渐又发现不行，因为那感觉在心里长着，日渐茁壮而我却束手无策。整个暑假我都在想她，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开学后，我去找过她几次，虽然也知道那些颇费心思想出的理由其实都老套而可笑，比如假装在图书馆偶遇、借故去女生队看她之类，但我管不住自己。我确信她完全清楚我喜欢她，可她却总和我说些无关痛痒的闲话，然后轻笑着摆摆手走开。她仿佛置身于玻璃罩中，并不留给我一丝空隙。不久我听说她和二系一个小子在谈恋爱，那家伙我认识，学校训练部部长之子，长一张驴脸和两条罗圈腿，喜欢眨巴眼和给女生买零食。那几天我难受得睡不着觉，一直想去问她，可最终也没问。后来又有人看见她和五系一个什么副司令的儿子一起逛街，这极有可能，因为五系是计算机系，领导子女扎堆的地方。我反复劝慰自己，我才是这世界上最爱她的人，而这爱情必定伴随着种种磨难。事实上我清楚，我从未拥有质问她的身份和理由，我记得我为此悲伤了很久。
来四营报到前一天晚上我去找过高梅，原本想问问她为什么要去干部股找那个，为什么被他欺负而没反抗，特别是想提醒她，我被发配到四营完全是因为她。可真见到她时却说不出这种话了。可能是这种话过于肤浅功利，而在我看来爱情再怎么说也得深沉忘我一点。这种隐忍固然毫无新意，却多多少少能让我油然生出些悲壮，仿佛如此一来我的爱情将变得纯粹而又高尚。因此我只是简单地向她告别，说了那么几句淡淡的话。我心内渴望她对我表示一点温柔，那种她与生俱来曾让我深深迷恋可以唤起我勇气和热情的女性温柔。对她来说，一个眼神足矣。然而她很冷淡，目光像蝴蝶般灵巧地闪避，我捕捉不到。这让我感到自己打了老干事绝非英雄救美而是棒打鸳鸯。我在她宿舍呆了几分钟后怏怏离开，走时胸口胀痛。那时她坐在床边低头翻着一本破杂志，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可这次我没忍住。听副营长说到高梅的名字，我觉得像是被一颗达姆弹击中，胸腔被破开一个大洞。吃过晚饭，我径直去了营里总机。值班员一见我就腾开椅子去机房外间看电视。总机班几个兵都知道我每晚都会过来打电话。高梅分在司令部通信股，宿舍里有一部供电单机，很方便。我戴上绿色耳麦，坐在二十门野战人工交换台前深吸一口气，然后插上塞绳拨动扳键要通了团部总机，静静听着电话转接时那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当听到对方话筒被摘下的那一瞬，我猛地拔掉了塞绳，看着它蛇一般在空中甩动一下，啪地缩回到机台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她。那个洗冷水澡的家伙。冷冷的目光。散发着来苏水味儿的诊室。发皱的白大褂。合拢的窗帘。冷白色的日光灯管。放着碘酒和镊子的金属托盘。一丝不挂等待检查的高梅。我能问她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等我冷静下来，我发现自己并不生高梅的气。反倒会为她心疼。她只是个受害者，而他才是罪魁祸首。虽然我已知道他是个流氓犯，可实际上我仍未确知他究竟是个什么人。虽然都生活在这个被一圈杨树和围墙框定的小小营区里，我们却没有任何交集。我只是偶尔在早操时遇到他。我们戴着大头帽穿着棉衣呵着白气在营院和寒风里跑步，而他则只穿一件薄纸般的衬衫提着两只八磅铁壳暖瓶去水房打开水。那种时候，他看上去忧心忡忡又文质彬彬，我难以把他和一个罪犯联系在一起。这感觉像是小时候父亲指着月亮告诉我曾有宇航员坐着飞船去过那里，可此前我一直认为月亮上只有嫦娥和玉兔，所以在很多年里，我都无法淘汰或更新固有的想象。
但我仍然恨他。我在脑海里对他施加了我所能想到的一切酷刑。然而他身首异处肢体碎裂血肉横飞的样子并不能让我高兴起来。这些想象过于虚弱，无力缓解我的愤懑。我曾在一个头脑发热的下午吩咐电话班不要接转他的电话（我也就有这点权力了），可他们惊讶地看着我说，他从来没往外要过电话，顶多只是接听病号打去的。这让我觉得有些丢脸，只好要求他们当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老兵复员前，教导员怕有人闹事，安排我出一块法纪教育的黑板报。本来已经出好给教导员过了目，第二天一早就要抬到营部门口去展示，我却在半夜爬起来披上大衣跑到俱乐部，用抹布把黑板报中间擦掉一块，然后拿着本《法律选编》开始抄：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摆在营区中心位置的黑板报，因为摆出去还不到一上午就被教导员发现了。他对大家围观黑板报感到纳闷，以往这东西从来没人停下来认真看，更别说三五成群站在那里指指点点了。起初他认为这是好事，还把我表扬了几句。等他发现我的花招时，才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办公室。
你干的这叫什么混账事！刚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给我表态的？教导员拍着桌子，要是他看见了会怎么想？还以为是我让你写的！
看见又咋了，他本来就是流氓犯，又没冤枉他。我不服气，他干都干了，别人说一下还不行？
你懂个屁！教导员气得脸发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好一会儿才无力地冲我摆摆手，行吧，你去吧，去把黑板拿回来。
我不明白教导员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对副营长说这纯粹是小题大作，结果副营长看着我说，你这事干得真不咋地道。
我脸立时发烫。
他俩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老乡，知道不？以前关系铁得很，后来才不行了。
为啥？因为他犯了罪？
不是。副营长走到门口左右张望一下，然后把门关上，他们两个都喜欢宣传股的文化干事，教导员以为自己在隔壁保卫股当干事是近水楼台，结果女干事最后嫁给了那家伙，教导员跟他就不咋来往了。后来出了事，女干事跟他离了婚，带孩子转业走了。那时候教导员在保卫股当股长，军里来人提审的时候教导员负责保障，审着审着，教导员冷不丁冲上去朝他脸上就是一脚，连人带椅子踹了个人仰马翻，弄得军里来的人都傻眼了，那以后就再不许他参加预审了。不过再怎么说，事情也都过去了，教导员肯定是怕你这么一搞，别人还以为他落井下石呢。
这事我咋不知道？我愣了半天说。
你知道个屁，你才来几天，不知道的事多着呢。副营长用指节敲敲窗玻璃说，看见没，有人的地方，那就得有事。
难受了几天，我还是在电话里问了高梅。问得很简单，绝不牵涉任何犯罪细节，虽然我脑子里已经装满了无数未经考证的细节。即使如此我还怕她生气，可看来她没有。我总算也明白了高梅毕业前为什么不愿分回团里，那种抗拒强烈得仿佛能要了她的命。和高考生不一样，部队生毕业分配的原则是哪来哪去，也就是说，从哪个部队考出来的，没特殊原因还会分回原部队。当时我问她原部队到底哪不好，她只是说，那地方太苦了，绝对没法呆。当时我还觉得她的理由牵强可笑，现在看来，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这事你早晚都会知道的，所有人都会。所以毕业的时候我一直叫你别犯傻，别到这儿来，你就是不听。电话里她口气很淡，因为我知道你会后悔的。
我干吗后悔，我才不会。我有点底气不足，爱一个人难道不该付出点代价吗？
早晚你会后悔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早跟你说了，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她总这么说。最初拒绝我的表白时，她就这么说。我问她为啥，她说不为啥，反正就是。这种缺乏响应的状态持续了很久，像拨打一部永远无人接听的电话，到后来连我也开始觉得无趣。可在我已经有了放弃的打算时，她对我的态度又突然热烈起来，那大概是在毕业分配前两个月。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到队里找我，说要请我吃饭。那是她第一次给我主动打电话。
那两个月里，我们经常去教保处吃冷饮，或者去服务社二楼吃饺子。我吻过她抚摸过她，当然不止于此。赤裸着的她温柔又耐心地引导我帮助我，并且再没说过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当然，她也反复强调对将要分回原部队的恐惧，我无法理解却心疼不已。我认为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于是去找了所有我认识的领导，试图能让高梅不回原部队，直到他们都开始躲我。
她们队领导找她谈完话的那个晚上，她在教学大楼后面的假山旁边抱着我痛哭了一场，哭完了以后，她又恢复了那种淡淡的表情。她坚决让我放弃申请去边远艰苦部队的愚蠢举动，否则她再也不会理睬我。我说到做到。她这么对我说。而彼时我胸中涌动着为爱牺牲的海量激情，自然不会听她的。从那天开始，她重新启用了这句话，并开始疏远我。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那时我听到这话时觉得温暖，因为这表明她不想连累我，显然是种爱的表达。可渐渐发觉一切并非如此。到了团里我愈发慌张，因为她对我的冷淡显而易见。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这话她每说一次，似乎就离我更远一些。我想阻止却无法阻止她这么说。那是她的看法，而看法类似时光或者命运，无法阻止。我从前以为我们之间维系着一根感情的线索，只要我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可以把她拉进我怀里。可后来我慢慢发现，有些事情努力也是徒劳，就像骑着单车永远也无法登上月球。维系我们的其实只是根橡皮筋，我越是用力，就离她越远。又仿佛是不断扩张的宇宙中两个小小天体，正在无尽黑暗中默默地彼此远离。
真想把他杀了。我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这么恨过谁。
你没必要这样。高梅说，我是说真的。
当然了，我又说，我再恨他，也不可能比你更强烈，对吧？
你要恨就恨我吧，你最应该恨的是我。
怎么可能。我说，你知道我爱你。
高梅在电话里半天不吭声，后来说，我们不说这事了好吗？我累了，想睡了。
我拔掉塞绳，坐在机台前发了半天呆。我们的交谈变得日益艰涩，如同再狂暴的雨也无法浸润整个沙漠。那些说出来的话负载在黑色被覆线上往返传送，却无法辨别真伪。我进入过她的身体，却始终无法进入她的内心，这让我觉得痛苦。也似乎只有这种时候，我才能确定我是爱她的。就像一个垂暮的老兵，只有抚摸着身上的累累疤痕时，才确信自己真的经历过战争与死亡。
元旦晚上开始下雪，而我开始肚子疼。起初以为是拉肚子，把能找到的药都吃了，还是不行。和我住一屋的营部通信员说要陪我去卫生所看看，我都把衣服穿好了才突然反应过来，赶紧重新躺回到床上。算了，我说，没啥事。
雪下到第三天半夜，我撑不住了，终于叫出声来。通信员跑去把营长和教导员都敲了起来。几个人先是站在床边短暂围观蜷缩成一团的我，然后副营长说他去给卫生所打电话。我腹痛难忍，浑身流汗，睁开眼只觉周围一切水波般晃动，闭上眼又像是头冲下漂浮在虚空中。我很怕自己如此年轻就要死去。不知过了多久，一只冰凉的手盖在我的额头，我睁开眼，看见了他。他穿着没有肩章和领花的马裤呢冬装（那时少校以上级别才有这种制服，只是他的军衔已经被军事法庭剥夺了），肩头尚有一层雪花。像那次他进入澡堂一样，整个宿舍鸦雀无声。他把双手搓一搓，让我平躺着开始按压我的腹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声音低沉而清晰，“这”被他说成“仄”，应该是南方口音。接着他从暗红色医药箱里取出听诊器，坐在床沿上给我检查。他肩上被融雪洇湿了一片，但他似乎没感觉到，只仰头望着窗外，看着像在发呆，手却拿着听诊器不停移动。我觉得我该拒绝他的检查，可他的手和听诊器却让我感觉安慰。
怎么样？要不要紧？教导员问。
要马上手术。他起身把听诊器收起来，现在送县医院肯定来不及，就送乡卫生院吧，不然阑尾穿孔就危险了。
我被抬上吉普车后座，和他并肩坐在一起。副营长坐在前面，指挥司机去三十公里外的乡卫生院。在雪野上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却发现整个卫生院一片漆黑。副营长和司机上前对着铁门拳打脚踢了老半天，终于有人打着手电出来说，变压器故障，停电了。
这咋弄，要出人命了！副营长慌了，你是医生，你说咋办？
回去在卫生所做吧。他想了想，只能这样了。
你给做？副营长说，你……你行不行？
他坐在车内的黑暗中，没说话。
我不是那意思啊。副营长赶紧往回找话，我意思是，卫生所也没那些个设备啥的，万一……
其实副营长担心不是没道理。别说营卫生所，就是团部卫生队，也没一个人敢做阑尾切除手术，再小的手术都得送到县医院或市里的驻军医院去做。可我们也知道，县城还在一百多公里外，下这么大雪，路上那两座山很可能过不去。
我是医生，他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伤口拆线之后，我觉得一切正常。教导员不大放心，非叫我再去县医院复查一下。月底我跟着买菜车去县医院检查了一次，一个老大夫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手术做得很漂亮，没任何问题，我大可以放心。
回去给教导员汇报了情况，他挺高兴。他总怕我某天会突然腹痛而死或吐血而亡，那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他说手术做得不错，你应该去感谢一下人家。我说能不能不去？教导员说，我知道你为啥对他有敌意，因为那个高梅，对不对？
我愣了。看来教导员什么都知道。没准他早就知道我是为了高梅才主动要求分到团里来的，他只是不想戳穿我罢了。
一码归一码，要不是他给你做手术，你连小命都可能没了，还追什么姑娘？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去感谢一下。教导员说，当然了，这事你自己看，你要实在不想去，我也不勉强。
犹豫了两天，我拿了两瓶酒去了卫生所。酒是我让通信员去乡里买的，花了三十来块钱，我工资的四分之一，已经很不少了。雪后天气极寒，呼吸间鼻孔似乎都要黏在一起。我沿着两边积雪的红砖小路往卫生所走，心里不免忐忑。卫生所在营院西北角，小小一栋旧平房，我在那儿住过几天，其实已很熟悉。我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探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被他发现了。
请进。他穿着件白大褂，把一根红蓝铅笔放在面前那本大厚书中间。
我走了进去，却还没想好自己应该采用哪种表情，以及哪种口吻。
有事吗？他看着我，那表情仿佛我们第一次见面。虽然在卫生所住院那一周，他每天都会过来给我查看刀口，当然，我们没怎么说过话。
上次多亏你给我做了手术。我把酒放到他桌上，想表示一下感谢。
不用。他说着拿起红蓝铅笔，把目光放到面前书上，你拿回去吧。
我脑中又闪过他对高梅耍流氓的场面。这场面我反复想象过许多次。这让我心如虫噬。极想提着酒转头就走，可我忍住了。教导员说得对，如果不是他，我可能真的小命不保。所以我把酒又朝他推了推，一点心意，请你收下。
我就是干这个的。他头都不抬，谢谢你的好意。
那东西放这儿，我先走了。我不想再和他过，准备离开。
不行，你快拿走。
我没理他，直往门口走。
你怎么回事，我说了不用！他抬高了声音，我不需要这些东西，请你把它带回去！
你又是怎么回事？我终于装不下去了，转身瞪着他，你以为我愿意来找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以为……你他妈的凭什么欺负高梅？
他僵坐在白色木椅上，嘴角抽动着，原本冷硬的目光像被刀猛地削掉了一截，变得散乱而迷茫。
我说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她，你信吗？他愣了几秒钟后说，你当然不信，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没任何关系。
他已经恢复到了最初的表情。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只是怒视着他。
他突然笑一下，你也喜欢她，对吧？
我无法回答。我脑子混乱，而他显然比我冷静得多。
这很正常。很多人都喜欢她。他注视着我，可惜，你跟她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我一把抓起桌上的酒猛地朝他砸过去，酒瓶打在他脑袋上发出闷响，我宁愿这样。可我只是把手中沉甸甸的酒用力摔在地上，酒液从透明塑料袋中流出，浓烈的酒味立刻在房间弥漫，和来苏水味混在一起，构成了我从未感受过的复杂味道。
春节前几天，高梅探家了，而我留在营里过年。我问她要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她家里没装电话。我说地址总有吧，我可以给你写信。她说求你了，千万别。我说，你这样让我心里很难受。她说，我知道你对我好，以后肯定也不会有谁对我这么好了。她停了停又说，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她探家走后，我们没有任何联系。我期盼她会突然打电话给我，紧接着开始想象自己兴奋地跑来接听，小声和她说些情意绵绵的话，甚至包括自己接电话时口干舌燥心跳如鼓的感觉。即便如此，我每晚仍会去总机坐一会儿，就坐在机台前，好像这样高梅就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似的。总机班那几个兵都仿佛做错了事似的不好意思与我对视，毕竟他们不大能够掩住目光里的同情。我不知道向来以为高尚的爱情何以令我如此卑微。真荒谬。要么就是我错了，爱情本身并超越不了什么，它其实就是种通俗的情感。
有天团里来车给我们送器材，开车的是和我同批分来的哥们儿，在汽车连当排长。他说反正呆在连里也无聊，正好出来看看我。晚上我和他在宿舍就着花生和榨菜喝酒，聊一些我们共知的人和事。喝到一半他说，有件事他一直想告诉我，但又怕自己是在挑拨是非。
没事，你说。
高梅探家不是一个人走的，还带了个人。男的，你认识。他提醒我，你想想会是谁。
我说我不想猜。
干部股，你打过的那。他说，她走那天是我开车送他们去的火车站。
我笑笑，似乎那并不是什么需要秘密沟通的事。
可能是我多心了，没准他们碰巧坐同一趟火车，一起去车站也正常。
就是。我喝一口酒说，也正常。
第二天一早，他开车回去了。那天开始，我晚上不再去总机。我不想再向她去求证什么，那其实没什么意义。我也尽量不去看桌上的台历，免得自己总在算高梅归队的日子。也许她已经回来了，也许还没回来，无论如何，我都得努力削减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关注。
元宵节晚上，我会餐回来在床上躺了一会，然后跳起来翻箱倒柜找书。我觉得我应该开始看看英语，也许明年我会考研。
书还没找到，教导员推门进来了。给你个事去办。他说，团里通知他——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我冲西北方向扬了扬下巴。
没错，就是他。教导员说，机关让他明天回去办复员手续，还叫派个干部一起去。你在干部股干过，人也熟悉，就你去吧。
我想拒绝，可教导员说，别废话。
第二天一早，我和他坐着客运中巴车回团里。从营里出发时教导员把我们送到大路口。上车前，教导员和他用力握了握手，又拍着他的肩膀说多多保重。上车以后，我没和他并排坐，而是坐在了他后面两排的空位上，这样大家肯定都轻松些。那时我好像又不怎么恨他了，想避免的不过是尴尬。
和他一起走在团部营院，没人同我们打招呼，估计大家没想好这招呼该怎么打。他面容恬淡步履从容，相比之下我却如芒在背。趁他在干部股办手续时，我跑上三楼去通信股找高梅，可被告知高梅刚出去了。她不在很对，因为我相信她已知道我们来了。
晚上我送他去火车站。除了两只尼龙包，他没什么行李。车站前有挺高的台阶，我帮他提了一个包。他起初谢绝，但最后还是松开了手。
谢谢。他说。
在站台上等车那几分钟，我很想和他谈谈高梅，可最终没提。我的确需要学习何时敞开和袒露，何时关闭和隐藏。车门关上后，他没往车厢里走，而是在门边站着，像是在等待什么。火车鸣笛发车时，我发现他一贯淡然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脸紧紧贴在车门玻璃上向站台一侧张望，右手举起来像是在向谁致意。可我顺着他的目光转头看去，夜幕沉重站台空旷，看上去一无所有。
查看更多儿童故事睡前故事相关内容,请点击: 儿童故事睡前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