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9月9日，他的父亲是一位伯爵，后来托尔斯泰承袭了爵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贵族家庭中，托尔斯泰并没有成长为一名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相反，他从小就表现出对贵族生活的天然反叛。他鄙视贵族社会的繁文缛节，厌烦上流社会的生活，甚至憎恶家族的财产，对下层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奴表现出同情之心，认为这是社会黑暗和不公的产物。
托尔斯泰在大学期间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退学后回到故乡经营自己的田庄。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度过的。在23岁的时候，他加入军队到高加索服役，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任炮兵连长。28岁时，他退役回家。这段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成为日后不朽著作《战争与和平》的创作素材。
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是从高加索开始的。从1852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显示出了他的心理分析的才能，同时说明他已具有民主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这种心理分析为“心灵辩证法”。此后，托尔斯泰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卢塞恩》、《哥萨克》。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思想一开始就处在矛盾之中，他进行着艰苦的思想探索，既不满贵族社会，也厌恶资本主义，可又找不到理想的途径解决这些问题。
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学史上诞生了两部光耀千秋的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呕心沥血的思想结晶，他试图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来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
历史题材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四卷本，约120万字的宏篇巨作。它以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写出了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交替出现的广阔社会生活，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这部小说总共描写了559个人物，各个阶层都涉猎到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士兵，而以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为主线，反映出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许多重大问题，诸如政治、哲学、社会、道德等。在宫廷贵族与庄园贵族的对比之中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颂扬了作为俄国先进贵族典型的安德烈和彼尔。《战争与和平》庞大严整的结构布局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宏伟规模，具有了史诗的性质。不足之处是作者竟然把国家前途寄希望于先进贵族的身上，而且流露出鲜明的宿命论思想。
《安娜·卡列尼娜》是作者1870年开始构思，1873年动笔，历时5年于1877年完成的一部现实生活题材的著作。剧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良好的教养，非凡的气质，加之以美仑美奂、倾国倾城的外貌，使她近于幻想中的完美。(据说安娜的形象塑造并非凭空虚设，而是作者托尔斯泰曾经邂逅过大诗人普希金的大女儿，就以她为原型创造出来的。)难能可贵的是，安娜还具有一颗求真向善的心灵，她性格倔强，意志坚定，对真正的爱情抱着纯真的信仰和追求。然而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姑母把她嫁给了卡列宁，一个大她20岁的思想僵化、呆板冷漠的男人。安娜与他毫无感情可言，只是在封建礼教的维系下保持了8年的家庭生活，直到安娜遇到了她所钟爱的情人沃伦斯基。沃伦斯基年轻英俊的外表、潇洒的气质使安娜着迷，以为找到了爱情的寄托。安娜勇敢地走了出来，然而上流社会虚伪的礼教不能容忍安娜大胆的行为，而沃伦斯基也逐渐暴露出他那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他只是迷恋于安娜的美貌，并不能接受安娜真正的感情。当现实全部展现出狰狞可憎的面目时，安娜选择了自杀。她从容地离去了，是的，这个肮脏虚伪的世界是容不下安娜这样品质高洁的人的。
小说另外安排了一对青年的婚姻作为安娜的对比，反映了俄国社会存在的众多问题，如政治、宗教、家庭、妇女等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托尔斯泰的一生笃信基督教。到了晚年，在仍然没有找到社会出路的情况下，他更加寄希望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以期能拯救人的灵魂，达到生命的和谐与纯净，从而形成“托尔斯泰主义”。他晚年写的长篇小说《复活》表现出对俄国旧社会空前激烈的揭露和批判，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更加集中。
《复活》的写作基础源于真人真事。故事梗概是：作为法庭陪审员的贵族聂赫留朵夫，惊异地发现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为杀人犯的妓女玛丝洛娃，竟是他十年前诱骗过的农奴少女卡秋莎。他在良心上深受谴责，并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过。良心未泯的他四处奔走，尽全力为被诬告的玛丝洛娃伸冤辩白。在上诉失败之后，聂赫留朵夫自愿陪同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流放。他真诚的举动终于使心如死灰、面如霜雪的玛丝洛娃感动了。聂赫留朵夫获得了心灵的解脱，而玛丝洛娃则重新树立起人格的尊严，他们两人都得以在精神和道德上“复活”了。
小说以这一故事为线索，全面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在法庭上找不到公正，因为那些执法官员一个个都是寡廉鲜耻、昏庸自私的人，各怀鬼胎，无所事事，由此引申到沙皇政权的各个机构，都是无一例外的。此外，贵族地主的腐败，寄生的生活以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祸患都在小说中得以充分暴露。农民们穷困窘迫，凄凉破落的生活，正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制造成的。托尔斯泰在为人民大声地呼喊，他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俄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由此，列宁称赞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但是，这部小说的缺陷是明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图解，宣传“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宽恕”和“爱”等观念降低了它的思想价值。
托尔斯泰的人格无疑是非常高尚的。这当然源于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试图抛弃一切自私自利、寄生压迫的生活方式，在晚年他专心致力于“平民化”的生活：拒绝任何人的服侍照顾，拒绝昂贵的衣物食品，坚持吃素，坚持从事体力劳动，自己动手耕地、浇水、种菜、做鞋，甚至于还打算放弃他贵族的身份、特权和私有财产，为此他和家人激烈冲突起来，几乎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对家人忍无可忍，终于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
1910年11月，82岁高龄的老人第二次离家出走，年迈体衰的他不幸染上感冒，病倒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11月20日，一代文豪在那里溘然长逝。
托尔斯泰认为，种树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幸福，他的坟墓就安置在少年时他种过的几棵树之间。那样朴素、那样静谧，而这正是托尔斯泰高洁心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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