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波兰，到过华沙，你就会感觉到，肖邦是无处不在的：你在街上，走过广场、剧院，会发现那里有肖邦各种姿态的塑像、雕像；你去听音乐会，发现哪里都会有肖邦的作品在演奏，而且很多时候，还是专门的肖邦作品音乐会；你去商店，会见到各式各样以肖邦为主题的纪念品；你打开收音机，收听到的是肖邦的琴声；你去音像店，会看到各种版本的肖邦作品专辑……这一切或许会使你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不是曾经有过肖邦，真不知这个国家会怎样！
所有这一切当然是有来由的。肖邦的伟大，是因为他作品的伟大，但更是由于其人格的伟大，于是肖邦便是波兰人心中一座永恒的丰碑。
弗雷德里克·肖邦于1810年2月22日生于华沙近郊的一个村庄。他的父亲原籍洛林，是一位有教养的法国人。他的母亲是一位波兰人，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也颇有教养，热爱音乐，钢琴弹得不错，而且爱唱波兰民歌，小肖邦就常常在母亲的民歌声中甜蜜地睡去。母亲是肖邦的启蒙老师，尤其是母亲的那些民歌，对他以后钢琴民间舞曲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肖邦6岁学琴，7岁开始作曲，8岁登台演出就受到了人们的赞赏。他从17岁开始，便在欧洲巡回演出，成就了优秀钢琴家的声誉。肖邦对音乐是非常敏感的，有时会被一些曲子感动得掩面而泣。
也是这种出色的感觉成就了一位伟大的钢琴作曲家。肖邦在小的时候就常常在半夜里为一些突然涌来的乐思披衣下床，摸索着弹奏。在他1826年考入华沙音乐学院之后，其创作天赋更是得以很大程度的展现和发挥。由于肖邦作品的风格和那时社会流行的风格迥然有异。所以，华沙音乐学院的一些老学究们对肖邦不以为然并纷纷加以指责。但当时肖邦的作曲老师、华沙音乐学院的院长埃斯耐尔却认同了肖邦的作品。
为了求学，肖邦于1830年11月1日离开华沙，来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并在一年以后来到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他剩下的岁月。
在巴黎，对肖邦生活与创作影响最大的就是乔治·桑了。乔治·桑是一位作家，女权主义者，经李斯特的介绍与肖邦相识。由于肖邦那高贵的气质，乔治·桑疯狂地爱上了他。后来，由于乔治·桑对病中的肖邦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肖邦是一个面容白晰、举止文雅、气质高贵、自尊心很强的人，而乔治·桑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的许多行为在当时看来都是有逾常规的。所以，尽管他们的结合曾经对肖邦的创作有很大促进，但由于两人天性上的矛盾，他们的关系最终必然会破裂，并给脆弱多病的肖邦带来伤害。
在他们结合之后，肖邦的家中便自然成为了巴黎许多艺术家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乔治·桑善于社交，并喜欢让人围绕着自己。而肖邦天性孤独，特别讨厌和许多人在一起。并且只有在人少或独处的时候，才能乐思泉涌，佳作不断。
种种矛盾使他们的关系逐步破裂，在1847年，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而在此时及以后，肖邦的病情逐步加重，并且更为可怕的是，作为作曲家的肖邦感觉自己再也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来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得肖邦终于在1849年10月17日的凌晨忧郁而死。葬礼在10月30日举行，但乔治·桑没有出席。
尽管久居国外，但肖邦心中只有音乐与波兰。在长期离开自己的祖国之后，肖邦成为了一个怀乡病者。
在肖邦离开华沙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送给他一只装满波兰泥土的银杯。于是，在远离祖国的肖邦心中，这杯泥土就是祖国，就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无论走到哪里，肖邦都把它带在身上。肖邦死后，他的遗体葬在拉雪兹公墓贝里尼的旁边，他的朋友把他终生随身携带的泥土洒在了他的身上。他死后，嘱咐他的姐姐把他的心脏带回波兰。后来，人们把他的心脏带回波兰，安放在庄严的圣十字大教堂。
早在他第一年客居维也纳时，听到波兰华沙起义的消息便激动不已，想立刻回国参加革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在去巴黎的路上听到华沙起义失败被镇压的消息后，他悲痛万分。创作了《C小调“革命”练习曲》等一批激昂澎湃的作品。后来，肖邦又与许多华沙起义后来到巴黎的幸存者交往甚密，向他们打听祖国的消息。
客居他乡，任何来自祖国的消息都会令肖邦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当他和来自波兰的朋友在一起时，常常一言不发，为他们一刻也不停地弹琴，他们在琴声中思念祖国、体会祖国。他和参加华沙起义后流亡巴黎的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支关系甚密。他常常去肖邦那里，听肖邦弹琴。肖邦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我又看见了密茨凯维支……我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便立刻坐下弹琴。这一次我弹得很久，但我不敢回头，我听见他在哭。他走的时候，为了不让佣人看见他的眼泪，我亲自帮他穿上大衣。密茨凯维支温柔地抱着我的头，在前额上吻了一下。说出了整个晚上的第一句话：‘谢谢你，你把我带到……’话还没说完，呜咽又塞住了他的喉咙。就这样，他抑制着呜咽走了。”
离开祖国的时间越长，就愈是思念。而思念祖国在肖邦的脑海中成为一种天堂般神圣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愈是深刻，对祖国也越是思念。这种往返不断地重复，使得祖国波兰、故乡华沙成为肖邦脑海中的一个美好的梦想，一种不容玷污的圣洁。这样，就成了心头的一个情结。而正是这种情结极大地促进了肖邦的创作，使他的各种作品从幻想中又走向更加飘缈的幻想，充满了诗意。
肖邦一生都专注于钢琴作品的写作，这区别于其他许多作曲家。但使他与许多作曲家区别更加明显的是他的作品的独到性。无论从和声上、旋律上、还是体裁形式上，肖邦的作品都是与众不同，也无法模仿的。在肖邦的后来者中，许多人都刻意模仿他，但都不成功。倒是肖邦作品的精神实质，影响了后代的许多作曲家。
肖邦的创作是极有特色的，也是极严谨的。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天才能力，但更具有艰苦卓绝的精神。乔治·桑在写到肖邦时这样说：“他的创作能力是自然而又不可思议的，他无需努力或是预先准备即可获得它。”“但他的创作却是我所见过的最伤神的劳动，为了修饰某些细节，他不断地尝试，犹豫不决和发些脾气。他会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折断他的笔，100次地重复和更改一小节。……他会在一页乐谱上花上六个星期，但最后写下来的还是最初草稿上的东西。”正是这种天才与勤奋成就了伟大的肖邦。
对祖国的回忆、幻想成了肖邦创作灵感的源泉。肖邦一生写作了大量的舞曲和练习曲、夜曲。在肖邦的舞曲中以波罗乃兹和玛祖卡为主，而这些大都是来自童年时对祖国，对民间，对母亲的记忆。
波罗乃兹就是波兰舞曲，它原是一种三拍子的比较庄严的宫廷舞曲，后来被一些作曲家移到钢琴中。而肖邦的波罗乃兹已脱离了贵族气息，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形式。早期的波罗乃兹是比较华丽的，而肖邦的波罗乃兹已具有了一种悲壮、宏伟的气质。比如他描述17世纪波兰英勇抗击侵略的英雄性作品《bA大调波罗乃兹》和史诗式的《C小调波罗乃兹》等。肖邦对波罗乃兹的改造不光是气质上的，在内容和艺术结构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幻想波罗乃兹》等。
肖邦一生还写作了大量的玛祖卡。玛祖卡也是一种源自民间的三拍子舞曲。肖邦笔下的玛祖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浓厚的民间风格的，另一类具有更多的城市气息。玛祖卡是一种比较柔美的舞曲，但它是来自波兰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民族性便得以凸显。所以，舒曼曾经这样评价肖邦的玛祖卡：“如果北方的强国和专制暴君知道，在肖邦的创作里，在他的玛祖卡舞曲质朴的旋律里，蕴藏着多么危险的敌人，他一定会禁止这音乐，肖邦的音乐乃是遮掩在鲜花中的大炮……”
除了舞曲，肖邦还写了许多练习曲。钢琴在19世纪已逐渐普及，所以，许多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都写了不少钢琴练习曲，如车尔尼、克里门蒂等。而这些练习曲大都只注重技巧上的训练，比较枯燥。但肖邦的练习曲与这些不同，他的练习曲已经把艺术性、思想性、技巧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了精致、深刻、用于音乐会演奏的艺术品。比如他的练习曲第十二首《C调“革命”练习曲》。这部作品写于肖邦从维也纳到巴黎的途中。在他听到华沙起义失败后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于是写下了这部作品。在作品中，他写出了自己的不安与惶惑，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侵略者的仇恨等许多复杂心情，成为肖邦练习曲的经典之作。
肖邦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有人认为肖邦的作品过于柔美、细腻。但肖邦并不总是这样，他也有许多宏伟、刚强的作品。并且，肖邦的柔美与细腻由于其民族性，便成为了一种更为内在的深刻的作品，这岂不是比那些表面轰轰烈烈的作曲家强上百倍吗？
我们称肖邦是钢琴诗人，不只是因为他那白晰的面容、高贵的气质，更是因为其钢琴作品和诗的内在契合。正如海涅所说：“(肖邦)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法国人，更不是德国人，他有着更高贵的血统，他来自莫扎特、拉斐尔和歌德的国土，他的真正的祖国是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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