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采取“恐怖”政策,最后竟将本派左右两翼的领袖也都送上了断头台。中派的罗伯斯庇尔一下子像人失去了左膀右臂,自己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了。

人民对雅各宾派的统治渐渐失望了。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劳动人民生活依然贫困,农民、工人对许多政策怨恨、不满。1794年春,政府给工商业者发放补助金,恢复奢侈品生产,减轻对投机行为的惩罚,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甚至引起各行业工人罢工。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对政府失望,还逐渐疏远,甚至怀有敌意。

新兴的大资产阶级、投机家对雅各宾派的作法也痛恨万分。他们反对政府向富人征收特别税、实行最高限价法和极端的恐怖政策。1794年夏季,大资产阶级认为共和国已经巩固,封建王朝无从复辟,便有意于打破雅各宾派的政治束缚,能够更自由地积累资金,掠夺财富。

政府中,国民议会、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中,反对派的力量也在加强。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救国委员会越来越独断专行,单独裁定了许多依照法律必须由救国委员会和国民议会议事决定的问题。治安委员会的职责也有许多被救国委员会武断取代,他们十分不满,以缄默对抗。救国委员会内部一部分人对罗伯斯庇尔及其拥护者的威信与日俱增,深感不安。卡诺曾说:“倘使某一个人的功绩,甚或他的德性当作不可少之物时,就是共和国之不幸。”到1794年夏天,在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中,反罗伯斯庇尔的委员逐渐成了多数。

罗伯斯庇尔在面临强大反对派的同时,还必须继续日常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必须对真正做了有损国家、人民利益的国民议会、治安委员会成员进行惩罚。各地的爱国者控告国民议会中有些特派员在外地贪赃枉法,滥施恐怖。罗伯斯庇尔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再容许有任何党派或罪恶的痕迹。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玷污了国民议会的名誉,国民议会当然是不会受他们压制的。”国民议会中反罗伯斯庇尔的巴拉斯、弗雷隆、塔利安等人心虚了,他们深知,如果罗伯斯庇尔获胜,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感到反对呼声越来越强大,已觉察有人谋划推翻他。他的情绪一度十分低沉,自7月3日起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而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则加紧活动,他们投寄匿名信,三番五次地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治安委员会对街头要求逮捕罗伯斯庇尔的叫嚷不加制止,罗伯斯庇尔意识到,决战临近了。

1794年7月中旬,罗伯斯庇尔看到形势紧急,决定首先在国民议会中发动进攻,希望能够争取国民议会中的动摇分子,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7月26日,即法共和历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一篇精心准备的演说。演说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回击政敌的责难,为自己辩护。罗伯斯庇尔说:“有人责备我们不公平和暴虐……可祖国却责备我们过于宽大。”“难道说是我们把爱国人士投入牢狱,是我们到处制造恐怖?这是那些控诉我们的人干的勾当。”第二点是谴责政敌在从事阴谋活动。罗伯斯庇尔声色俱厉地说:“我声明,我现在仍然相信有阴谋存在。”“革命政府拯救了祖国,现在需要排除一切暗礁来拯救它自己”。罗伯斯庇尔一席话旨在动员国民议会揭露阴谋分子,击败他们。他的一句话最能概括这次演讲的主要目的,他说:“我来是为了消除严重的误解,我来是为了熄灭这一可怕的不和的火焰。有人想要用这个火焰烧毁这一自由殿堂和整个共和国。”

但是,慷慨的陈辞却没有得来一星点掌声。罗伯斯庇尔演说结束后,会场上一片寂静,许久没有丝毫反应。因为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不够策略,他没有把犯错误和具有不正当行为的人同进行阴谋活动的人分开,未具体点明阴谋分子的姓名。国民议会中不论是谁——有错的还是有功的,有瓜葛的还是没牵连的——个个认为自己是被谴责对象,人人自危,对罗伯斯庇尔的话,人们一时不知是赞成还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讲话,没有能收到预期效果。许多原来支持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当晚,罗伯斯庇尔来到雅各宾俱乐部。在这里,他拥有广泛、坚定的支持者,受到热烈欢迎。他把白天在国民议会所作的演讲重复一遍,与会群众为之喝彩。他的敌手想要在此发言,却遭到群众的严厉阻止。罗伯斯庇尔过于乐观地看待他在俱乐部的胜利,以为自己仍能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决心第二天再回国民议会与反对派较量。

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当晚通宵达旦开会,力图协调各派意见,以求一致反对罗伯斯庇尔。至此,各反对派达成统一。

第二天,即热月9日,国民议会会议完全被反罗伯斯庇尔分子操纵。反对派大声诬蔑罗伯斯庇尔,称他“暴君”。罗伯斯庇尔多次想申辩,都遭到阻拦。会场上响起“打倒暴君!”的喊声。大会决定逮捕罗伯斯庇尔,与会各派鼓掌赞同。罗伯斯庇尔的兄弟奥古斯丁与忠实朋友勒巴主动要求分担他的命运,自动受捕。在众反对派的欢呼声中,被捕者们被带出会场。罗伯斯庇尔愤怒地高喊:“共和国完了,强盗们胜利了!”此后,罗伯斯庇尔他们被送往监狱。

消息很快传遍巴黎。拥护罗伯斯庇尔的巴黎公社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自行在各区分部发动起义,力图武力解散国民议会。

起义者从狱中救出罗伯斯庇尔等被捕者。但是,罗伯斯庇尔等对领导起义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很快,国民议会方面毫不迟疑地发起反攻,他们找到罗伯斯庇尔的所在地巴黎市政厅,在半夜时分出其不意带兵攻入。罗伯斯庇尔见反抗已毫无用处,自杀未遂,身受重伤;小罗伯斯庇尔跳窗折断一腿;勒巴自杀身亡。

热月10日,即1794年7月28日,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22名被捕者,不经审判在游街示众之后被押往刑场,送上断头台。7月29日,巴黎公社72名成员也遭到同样命运。

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热月政变”,它结束了雅各宾派专政。新兴大资产阶级,即热月党人,代替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开始了统治。

热月政变后,巴黎公社被解散,罗伯斯庇尔的拥护者受迫害。政变者还利用一批资产阶级青年,即所谓的“弗雷隆的金色少年”四出活动,搜捕雅各宾派。

大资产阶级摆脱雅各宾专政后,肆无忌惮地追逐暴利,投机倒把,盗窃公款,种种非法牟利的事件层出不穷。巴黎上层社会少数贵族重新恢复沙龙等社交生活,影响了国民议会议员,消磨了革命斗志。

取消最高限价和经济管制之后,市面物价飞涨。1794年,城市粮食供应极为困难,粮商囤积居奇,大搞投机。巴黎人民挣扎在饥饿、穷困、疾病的死亡线上。

1795年春,不能再忍受这种生活的巴黎群众举行了两次起义——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

1795年4月1日,即芽月12日清早,蒙马特尔区的建筑工人到国民议会请愿示威,各区工人纷纷响应。示威者的帽子上写着起义的口号:“面包,1793年宪法,释放爱国者!”他们冲进国民议会。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很快被镇压了。

面包不足的问题更严重了,巴黎街市上乞丐遍布,饿死和自杀事件层出不穷。1795年5月20日,即牧月1日清早,工人们拿起武器,冲进国民议会会场。这次起义收到了一些效果,在武力威胁下,国民议会接受了人民群众的种种要求。但由于起义仍然缺乏组织,很快又被热月党人镇压了。

人民革命受挫,热月党人的白色恐怖笼罩巴黎。亡命国外的保王党人以为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由英国军舰运送至法国登陆。热月党人此时表现出坚决镇压王党叛乱,继续抗击欧洲封建势力组成的反法同盟的姿态。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热月党人是靠革命起家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王党复辟,他们的财产、政权以至性命都难保全。因此,尽管热月党人执政时出现大资产阶级镇压人民的局面,但法国对反法同盟的战争从未停止。

1795年,法国与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议和,上述三国或退出反法同盟,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或与法国解决领土归属,结成同盟。这样就使第一次反法同盟濒于瓦解。然而,法国与奥地利,法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却长期难以解决,仍要继续下去。

因为镇压了巴黎人民的起义,平定了王党叛乱,取得了对外战争的胜利,热月党人的政权暂时得到了稳定。为巩固统治,1795年8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

共和三年宪法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它规定立法机关由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组成,享有批准或否决法律之权。行政权由5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行使,督政官每年改选一人。

热月党人为了牢牢地保住政权,又通过“三分之二法”,规定新的750名两院议员中,必须有三分之二为原国民议会议员,这就打破了王党分子妄想通过选举重获政权的梦想。

但遭到挫败的王党分子仍不甘心,他们于10月5日发动暴动,进攻国民议会。巴拉斯指挥军队进行回击。他大胆任用年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将军作为前敌指挥。拿破仑调来大炮配合作战,仅用几个小时便粉碎了叛乱。这次战役充分显露了拿破仑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获得了“葡月将军”的称号。战后不久,拿破仑便被擢升为巴黎卫戍区的副司令,不久又取代原上级巴拉斯晋升为司令官。

葡月暴动事件后,按照新宪法选举出来的立法两院——元老院和五百人院基本上是热月党国民议会的继续。新选出的议员绝大多数是共和派,他们或曾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或曾赞成执行死刑。两院选出的五名督政官都是曾投国王死刑票的。这些议员和督政官后来被保王党称为“弑君派”。1795年10月26日,存在3年之久的国民议会解散了,开始了督政府时期。热月党人执政期间,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劳动群众加强压迫。纵观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可以说热月党人维护了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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