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现实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表现。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被大家所公认的。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残酷。从司马懿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的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肆杀戮异己，政治气氛极为恐怖。“天下名士，少有令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盖自己的残暴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竭力提倡儒家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西晋时期玄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向秀著有《庄子》，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但二人此时所谈之玄与“正始”时期所谈之玄已有本质不同。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代表了西晋门阀士族利益，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辩护，是为司马氏政权歌功颂德。例如：他们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如政治机构、社会组织上下之分都是合理的；现存的“名教”是“自然”的最好表现；当权的“帝王”就是最理想的圣人等等。但是，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分子阶层的痛苦又表现得尤为尖锐、深刻。他们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以昂扬的姿态追求个性解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时号称“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变、刘伶、阮咸。他们具有音乐家和诗人的气质，而能融哲学、美学、音乐和诗赋为一体。于“正始”之后历史激烈动荡年代，开竹林风气与正始之青相媲美。既继承发扬正始玄学，又突破儒道思想，倡自然与名教不可调和。他们的思想更为倾向《庄子》，对西晋之后《庄》学大兴，以及进一步冲击礼法名利，起到重要作用。总之，无论从文学史还是从哲学史来看，他们都在当时有显著地位，而又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魏晋谈玄之风别开生面。《文心雕龙·时序》说：“自中朝贵玄，江在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此所指中朝，即惠帝以后时期。《诗品序》亦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现过其辞，谈乎寡味。”永嘉前后，为西晋清谈盛行时期。西晋谈玄中期，谈玄名士首推王衍和乐广。王衍崇尚玄学“贵无”思想。《晋书·王衍传》记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著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氏生，万物恃以成形，贤来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质之。”意思就是说王衍谈玄的现论依据是王弼、何晏玄学的核心思想，即“以无为本”。王衍还“常自比子贡……唯谈《老》《庄》之事”，具有调和玄、儒的倾向。乐广谈玄，义理较王衍高。当时谈玄，要以简练的言辞表达深远的义理，所谓“清辞简旨”、“玄约旨远”，王衍与乐广谈玄，便觉己之烦，说明他义理尚有不能畅。当时谈玄，放荡不羁已成风气，而乐广反对此风。他以“名教内自有乐地”加以非难，是调和自然和名教的主张，认为旷达而不必越礼。玄学家们在当时的所谓谈玄之风，又被称为清谈之风。他们所谈内容大多是脱离现实的空洞议论。清谈时，一般分主宾两方，采用“主”、“客”问难方式。谈主首先摆出一项讨论的内容并叙述自己的见解，称为“竖义”或“立义”，然后一客或数客诘难。而且主与客，特别是“竖义”的“主”必须手持麝尾作道具，以助谈锋。西晋这股清谈之风实际上是由当时残酷的争权斗争，恐怖的政治气氛造成的。文人才士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稍不留神，便有杀头之祸。他们只有以空洞的清谈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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