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担任了首席执政官后，利用掌握到手的最高权力，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向氏族贵族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进攻。
梭伦所处的时代奴隶制度已经确立，但氏族制度的残余还严重存在。当时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即梭伦所在国家的氏族贵族凭借血缘门第，飞扬跋扈。贵族会议是城邦的统治机构，其成员全由氏族贵族担任，终身任职。执政官是城邦的首脑，从氏族贵族中选举。先前曾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议事会，随着贵族权力的增长，已形同虚设。
氏族贵族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权，残酷剥削广大的下层平民。广大农民为生活所迫只得以土地作抵押向贵族借债，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偿清债务，就将土地折价卖给贵族，再以佃农身份租种土地，向贵族交纳土地上5/6的出产。甚至债务人还要变卖子女或卖自身为奴还债。下层平民与氏族贵族矛盾日益尖锐。
氏族贵族的专权引起了平民的上层——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不满。工商业奴隶主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但由于他们大多出身卑微，在政治上受氏族贵族的歧视，享受不到什么政治权利。经济上，由于氏族贵族的残酷剥削，人口外外流，农业生产萎缩，国内市场狭小，从而影响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工商业奴隶主迫切要求取消氏族贵族的世袭特权，铲除氏族制度的残余，要求参与掌握城邦的政权，进一步发展奴隶制经济。
在这个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中，工商业奴隶主与下层平民一起结成同盟，梭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领导了一场斗争锋芒直指氏族贵族的“政治革命”，通常被称为梭伦改革 。
梭伦利用首席执政官的权力，在政治上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公民依其等级高低而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收入一般是以粮食来计算(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凡收入500墨狄那粮食的，列为第一等级，称500单位者；收入300墨狄那的，便入第二等级，称骑士；收入200墨狄那的，列为第三等级，称兵士；其余财产不多或没有财产的公民(不包括奴隶)，一律列为第四等级，称为雇工。第一第二等级的公民有资格担任最高官职——执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则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梭伦为了限制和削弱贵族会议的权力，又恢复公民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公民会议决定城邦大事，选举执政官。此外，又成立两个新机构：400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
这样，氏族贵族的显赫门第和世袭特权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古城邦统治机构中的垄断地位，而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则凭借手中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
梭伦还采取措施削弱氏族贵族的经济势力。他规定永远禁止把欠债的小农和他们的子女卖为奴隶。小农因欠债沦为奴隶一律释放，债契全部废除，抵押掉的土地重新归还原主，但是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原为雅典公民的债务奴隶，因战争被俘或被拐卖来的外族奴隶，不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梭伦还规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这对氏族贵族刮起的土地兼并之风也是一个打击。
梭伦在改革的过程中，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政策措施，如改革币制和统一度量衡；提倡每个雅典人学会一种手工艺技术；奖励外邦手工艺人移居雅典；鼓励葡萄酒和橄榄油输出，禁止谷物外销；降低粮价等。此外，梭伦还对贵族的丧葬排场和费用加以限制，并规定没有子嗣的人死时可以用遗嘱自由处理其财产，不必像以前那样只准遗留给本族人。
梭伦改革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它搅乱了氏族贵族的酣梦，剥夺了他们享有的种种世袭特权。但是，不甘失败的氏族贵族必然要以各种形式进行疯狂反扑，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梭伦制定的法律在城邦的中心广场上一公布，广大小农、手工业者和工商业奴隶主就表示热烈支持和拥护。而氏族贵族却恨得要命，立即四出活动，借助传统势力，煽动一些人起来闹事，围攻梭伦，反对改革。在这之后，又经过近100年的曲折反复的斗争，到了公元前509年，另一个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克利斯提尼实行了一次新的改革，最终打垮了氏族贵族的反动势力，在雅典确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
梭伦改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后，雅典农村中的高利贷及土地兼并之风受到一定限制，奴隶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同时，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初步建立，促进了文学艺术及自然科学的发展。
应当指出，梭伦改革和他开创的民主政治，在促进奴隶制经济、文化和发展方面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要维护的只不过是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所谓民主政治，也只不过是维护工商业奴隶主的民主，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另一种形式。对于下层平民来说，境遇虽有所改善，但十分有限，仍不免受到生活的煎熬。尤其应当指出，雅典经济、文化的繁荣，主要是建筑在奴役外族奴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切与梭伦改革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的阶级本质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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