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字守常，河北乐亭人，24岁时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回国后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卖国的革命活动，正是他领导了后来的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1891年。1910年考取清华官派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博士。1917年回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学改良方面，提倡白话文，对进步青年影响很大。此外，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吴虞等人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
新文化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倡导者认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得益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作用，没有这两位先生，欧洲仍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而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如果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鼎力相助，民族沦亡指日可待。那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民主，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提倡的科学，是学习科学知识，用科学的观点评价事物。封建礼教已统治了中国好几千年。所以，新文化运动的锋芒指向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学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有很多学者站出来向孔子开战。1916年9月1日，一位叫易白沙的学者发表了《孔子评议》一文，首先向孔孟之道开枪。接着，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也相继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章，抨击传统礼教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佳作——《狂人日记》，他借一个“狂人”之口，来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他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也发表文章抨击礼教的愚昧、吃人本质，“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极为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封建伦理的反动性。文学革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这方面，胡适是一个发起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胡适就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文学改良思想。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阐述了他的主要思想：文章要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要讲究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去掉无用的套话；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回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更是提倡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述新思想，坚决推行白话文。鲁迅接着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一系列白话小说，在社会上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白话文在全国迅速推行开来。到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全部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秩序，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所以，它受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反扑。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却对来自敌人的威胁和攻击无所畏惧，顽强地同封建势力作斗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著文：“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今天，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哪怕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封建思想的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扫荡，洗涤了很多人头脑中的封建守旧思想，把许多人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笔。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这场运动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圈里，影响范围有限；其次，它一味宣扬外国文化、政治制度的好处，又把中国传统文化一笔抹煞，缺乏应有的冷静的批判和继承。但不管怎么样，它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来又有了新的内容。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它如同一声惊雷，给全世界带来了希望。此后，新文化运动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怀疑，开始面向俄国寻找新的革命出路。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北京天安门前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胜利了！胜利了！究竟是谁的胜利？我们庆祝，究竟为谁庆祝？……这回胜利，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1917年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文化运动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直接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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