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是点燃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1919年1月，为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遗留的世界问题，英、美、法、意、日等五强在巴黎举行和会。此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徐世昌，但实权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手里。为参加巴黎和会，北京政府专门组织了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另外还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与。巴黎和会其实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骄横的列强对于落后、腐败的中国政府的要求根本就不予理睬，甚至百般阻挠、嘲笑。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标是：一、将一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归还中国，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但是这些目标一个也没实现。中国的这些要求，和会根本就不列入讨论的范围，尽管中国是战胜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根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不愿意让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相反他们还要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利益。列强们无耻贪婪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和会只讨论了战前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问题。对于中国的胶州湾，理应归还给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是战胜国。但就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声称，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日本振振有辞地提出，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只能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哪里有什么公理，哪里有什么和平！分明是列强摆明了欺负中国。谁叫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呢？
但中国人民却是不答应的。国内马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得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而学生则成为这次运动的排头兵。5月份，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始组织起来，决定联合各学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打倒北京政府”的口号，并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却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挡。愤怒的学生便冲向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时任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诸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舆论指责、国人唾骂的三个卖国贼。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曹逃走了，却正好抓住了在曹宅的章宗祥。学生们放火烧了曹宅，又痛殴了章宗祥。北京政府妄图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似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并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北京政府被迫在5月6日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制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并组织了许多学生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北京政府进行了更加疯狂的镇压。6月3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达到5000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行各业人士都参加进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工人群众是运动中的生力军。全国产业工人这时已发展到200多万人，形成了一个发展壮大的阶层。他们的加入，极大地增添了运动的声势。他们多数为民族资本家开设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各地工人不断地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争取自身的权利。有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斗争的前列。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工厂，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随后，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也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等地都有工人罢工。商人也不甘落后，参与其中。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于6月5日宣布罢市，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及全国许多城市也随之发生罢市行动，声势浩大。五四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商人的参与，使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在全国人民的力量面前，他们感到惧怕。工人罢工使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使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北京政府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巴黎和会上，由于社会各界和全国舆论的反对，中国代表团在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时也没有敢签字。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已发展壮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揭开了近代史上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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