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的革命小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但各团体分散活动严重削弱了革命党人的战斗力，因此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各革命团体有必要聚集起来，组成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实现更大的团结，形成一个领导全国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思想上、政治上把斗争水准参差不齐的各革命团体，提高成为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统一领导革命的政党。而且，当时建立全国性政党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从主观上来说，除孙中山的兴中会外，还有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一直坚持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并且还开展了武装起义的尝试，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全国性政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客观上，由于长沙起义失败等案件的牵连，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一些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逃往日本。他们大多数集中在东京，鼓吹革命，联络同志，“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但由于“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廷抗衡，识者憾焉”。因此，需要一个深具威望的革命领袖出面，才能把各团体的骨干集聚起来，实现筹建全国性的革命政党的愿望，而当时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无论声望、资历、地位，都是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因此，筹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孙中山肩上。孙中山也认识到组建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孙中山于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以日本为中心，奔波于檀香山、香港、越南、暹罗和欧美各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认识到：首先，在武力反清的同时，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击保皇毒焰”，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其次，组织方面，众革命团体之间“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革命需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军”。此后，孙中山一方面尖锐批判保皇、立宪的反动思想，另一方面广泛结纳革命志士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将联络的重点由会党转向新兴的知识阶层，增强了革命力量和革命团体的联系。孙中山肩负着组建新的革命联合团体的历史重任，于1905年7月结束欧美之行，回到日本。7月，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和黄兴会面了。孙中山提议将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革命，黄兴表示赞同，孙、黄确定了组成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决策。7月30日，孙中山邀集留学生和旅日华侨中的革命分子70余人，包括国内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在东京召开组织全国性革命团体的筹备会议。孙中山被推为主席。经过讨论，最后将新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获得会议通过。孙中山还起草入会誓约：“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8月13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与会者达18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演讲。他以饱满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向与会者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号召以革命的方法，建立共和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居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此次大会是一次动员大会，揭开了建立同盟会的序幕。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日本人阪本金弥子爵的住宅，同盟会正式举行成立会议，到会者有百余人，除甘肃外，其余17省都有人参加，讨论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章程规定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领导机构设总理，根据“三权分立”原则，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执行部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和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主管，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调查、会计6科。以庶务最为重要，当总理不在的时候，由它代为行使权力。评议部又称议事部，设评议长、评议员。司法部设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大会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庶务，汪兆铭为评议长，邓家彦为判事长，宋教仁为检事长。同时选举了其他任职人员，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会议结束时，群情振奋，“大呼万岁而散”。同盟会成立后不到一年，会员即发展到1万多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开始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以后不久，《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政府查封，同盟会决定另办一个《民报》，宣传革命主张。1905年11月26日，《民报》正式出版发行，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后来把它简称为“三民主义”。《民报》一经创刊就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声势巨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极度害怕，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反对中国社会进行激烈的革命行动，主张用温和的手段，采取改良的办法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的观点已经成为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巨大阻碍，因此，双方激烈的论战势不可免。革命派以《民报》、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展开论战，孙中山也亲自参入其中，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指挥论战，论战围绕要不要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不要平均地权，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展开。改良派积极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反对暴力革命，宣称：汉人在法律地位、政治生活方面已和满人完全平等，民族革命根本没有必要；革命的方针应是改良政治、君主立宪，不能进行暴动；诬蔑国民恶劣，“程度未及格”，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只能实行所谓“开明专制”；认为革命必然造成“内乱”，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革命派则针锋相对，指出：清政府是甘心卖国的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工具，是统治民族的牢狱，民主的障碍；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卖国政府，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解救被压迫的人民。他们严正指出中国决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清朝“政府恶劣”，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后，“建一个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说革命“如风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革命派强调通过暴力革命由君主专制变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只有“兴民权，致民主”，中国才有出路。他们认为，革命以建立民主政治为目的，不是争权夺位，不会引起内乱，革命不以排外为目的，也不会引起干涉。还指出：改良派对革命和中国人民百般诬蔑，是要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清朝统治者的奴役之下。改良派认为中国没有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侵犯，有利于“勤勉植富”；攻击革命派土地国有是煽动“下等社会”的人起来骚动，危害“国本”，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革命派对他们进行了严厉驳斥，指出国家的土地为少数地主所垄断，地主不劳而获，徒手坐食，是不合理的；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地权之不公平，“弊害更不可胜言”，强调只有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才能矫正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发展社会生产。革命派认为中国历代革命多出于贫苦人民，今后中国革命“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佃民”，指出革命必须发挥社会下层的广大贫苦农民的作用。通过这次论战，民主革命思潮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改良派的许多人纷纷倒戈，站到革命派的旗帜下面，成为革命派的成员。《新民丛报》于1907年不得不停刊，遭到彻底失败。论战辩明了革命道理，传播了革命主张，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高潮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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