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者积极筹划、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家们也用手中的笔和一腔爱国热血为革命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唤起国人,他们中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邹容、陈天华。

章炳麟,原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参加维新变法活动,后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的道路,坚决地同封建势力和保皇派作斗争。1903年,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中,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的保皇言论,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民智未开,旧俗俱在”,“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断然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严厉批驳康的保皇论调,指出清政府是人民的仇敌,帝国主义的帮凶,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生存。这篇文章对批判改良派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启发人们的民主革命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幼年受康梁维新思潮的影响,关心国事,希望国富民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宣传革命,倡导自由,写了《革命军》一书,书中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为理论基础,用通俗浅显的文字,酣畅犀利的笔调,论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强调了进行革命的必要性,第一次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明确提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要使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不可不革命”。呼吁广大人民起来打倒清朝专制政府,“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要人们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先去奴隶之根性”,争取平等自由,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国纲领25条,作为奋斗目标。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制订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和法律。书中最后号召人们“抛头颅、暴肝脑,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扫荡干涉主权外来之恶魔”。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一经出版,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广大革命群众竞相争购,发行量达100万册以上。章炳麟和邹容以《苏报》为根据地,“放言革命,不遗余力”,备受进步青年欢迎,不少青年因他们宣传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清政府对他们极为仇视,必欲去之而后快。1903年6月21日,清政府发出上谕,指责《苏报》“形同叛逆”,严令地方官吏“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江苏巡抚恩涛令上海道袁树勋照会各国驻沪领事,指名逮捕蔡元培、章炳麟、章士钊等人。两江总督魏光焘下令查封《苏报》,将邹容和章炳麟列作要犯缉拿。《苏报》方面事先得到消息,蔡元培、吴稚晖等从容出走,主编陈范劝章炳麟、邹容二人同走,但他们坚决不走,表示要留下来同清政府正面斗争。6月30日上午,军警包围爱国学社,章炳麟主动就捕:“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7月1日,在日租界内的邹容也主动自投捕房:“我就是清朝要捉的,写《革命军》的邹容。”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苏报》案。7月15日,《苏报》案开庭审讯,章炳麟、邹容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宣传革命。12月24日,法庭判处章、邹二人永远监禁。国内外舆论哗然,一致强烈反对。1904年5月24日,经重审判决:章炳麟监禁3年,邹容2年,期满逐出租界,《苏报》永远停刊。《苏报》案终于结束。在狱中,章、邹二人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章炳麟声明代表四万万人民同清王朝斗争到底,并绝食7天。为抗议监狱的虐待与凌辱,甚至一再与狱卒搏斗。邹容斗志不减,入狱后即写下绝命词,表明斗争到底的决心。由于体弱,加上敌人的残酷迫害,不幸于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年仅20岁。章炳麟出狱后,前往东京主持《民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陈天华,原名显宿,又字过庭,别号思黄。1875年生于湖南新化县下乐村。幼时家境困难,无钱上学,只好替别人放牛,做报童,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但他聪颖好学,视书如命,读了不少有爱国意义的书籍。

1896年,陈天华赴新化资江学院就读,戊戌变法期间,考入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

1903年4月,为抗议沙俄强占我东三省,陈天华咬破手指写出数十封血书,号召同胞们振作起来,共赴国难,抗议沙俄的侵略活动,并组织拒俄义勇队。6月,义勇队解散,重组国民教育会,继续活动。这期间,陈天华写了《猛回头》、《警世钟》两部著作。陈天华在这两部书中以通俗的文笔、流畅的文风,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了他们瓜分中国的野心,中国面临严重的危机。指出:帝国主义赤裸裸的瓜分狂潮固然令人痛恨,而列强利用清政府“代他管领”以求“暗行瓜分”的行径更为阴狠可怕。陈天华满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提出要藐视敌人、敢于斗争的思想。他在书中写道:“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他呼吁全国人民克服苟且等待和畏缩害怕的心理,应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的压迫。

陈天华在两部书中,提出了反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指出:“要抵抗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大清政府已变成洋人的朝廷。清朝权贵已成了帝国主义的奴才,成为他们的守土官长。”他说:“我们要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只要大家前仆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自立于世界。”《猛回头》、《警世钟》一经发表,就震撼全国,重印达10余次之多,清政府虽明令严禁,却无法阻止它的流传。

1904年2月,陈天华回长沙,与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谋划反清起义。陈天华亲自去江西说服巡防营统领响应起义,联络会党,发展壮大革命力量。9月,在浏阳会见马福益,代表黄兴授予他少将军衔,赠以枪支和马匹。双方议定于慈禧太后生日那天举行暴动。但不幸秘密泄露,起义失败,陈天华逃往日本。陈天华到日本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陈天华作为发起人之一,担任书记部的工作,被推举为《会章》和《宣言》的起草员,后又担任《民报》的编辑工作。清政府对海外的革命活动极端仇视,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当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激起留日学生8000人群起反对。陈天华坚决主张归国策划,反对忍辱留日的软弱态度。12月8日,他满腔悲愤,忧时感事,在爱国责任心的驱使下,为唤醒依然不觉悟的同胞,在日本大森湾投海殉国,年方31岁。陈天华在绝命书中勉励留学生牢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八个字,要“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要求他们不负众望,坚持斗争。

陈天华为革命不畏死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了人们,苍天垂泪,大地无语,万人同悼英魂。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人们继续奋斗,去完成英雄们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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