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他俩同为北宋时期的人。王安石不仅主持过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也很有地位。而司马光在儿时“砸缸救人”的故事也是广为流传,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在史学界影响较大,曾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俗话说英雄爱好汉。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最终却因为政见不同而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他自幼喜好读书,有过目不忘之慧,下笔动辄万言。庆历三年考中进士,先在扬州韩琦手下任职。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被仁宗召到京城为官,后又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知府。司马光也是很早的时候便脱颖而出,22岁就中了进士甲科。但是他在仕途上刚刚起步,父母便先后病逝。依礼,他辞去官职,回家服丧。在服丧的几年时间内,司马光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许多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认真的总结评论,为《资治通鉴》的编著工作奠定了基础。治平元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英宗皇帝,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修成《通志》献给爱好历史的英宗,深受皇帝赞赏。公元1016年,英宗赵曙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

熙宁元年(公元1067年),神宗将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大臣。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一笑了之。这年冬天,宋神宗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当时,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家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便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王安石皆在场,司马光赞成宰相们的意见,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王安石听了,说道:“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只重节流不重开源,是于事无补的。”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之中,便知其有变法图强之意。别人不知他话中之意,他心中可是一清二楚。但司马光是个保守派,而且他精研史书,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告终,特别是离他们很近的本朝范仲淹“庆历新政”也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他更加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此时见王安石当众驳斥自己,便与他针锋相对,争执起来。后虽被神宗制止,但从此二人因政见不同,貌合神离,再也不似先前那般亲近了。王安石在入朝为官之前,曾做过地方小官,深入地接触过中下层人民。尤其他在20岁之前曾随做县官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深刻了解到一些社会问题,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苦。在朝中为官,他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是深有感触。曾为此写过古诗《河北民》: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辛苦。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沙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王安石认为这一切皆因祖制不当所致。因此,从很早的时候他就心存变法之心。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他便向神宗皇帝递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库空虚,政治腐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忧心忡忡,很想振作一番,成就一番大业。正愁无人辅佐之际,突然看到王安石所递的札子,不禁欣喜若狂。当即召见王安石,商讨变法之事。王安石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变法。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成立了施行变法的总权力指挥部“制蜀三司条例司”。三司统筹国家财政方面的盐铁、户部和度支。王安石将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出一系列“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新方针政策。王安石要实行变法,很快便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大臣吕诲首先跳出来反对,他为了达到阻止王安石变法的目的,诬告王安石十大罪状。但是他又拿不出证据,神宗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一怒之下,将他罢官免职。吕诲虽被罢官,但翰林大学士司马光却又出来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了。他首先向神宗发起进攻,利用向神宗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指出必须“谨守祖宗之成法”。警诫王安石不要“生事”,不要“侵官”。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神宗也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司马光见状,大失所望。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朝廷无法继续安身了。而他又确为一个正直的人,不想因政见不同而暗中加害王安石。于是,他向神宗请求离开京城。神宗应允,命他去西安任职。公元1071年,他又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条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诺后,将书局也搬到洛阳设在崇德寺。同时让范祖禹、刘恕、刘攽等人为其助手。又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司马光是一个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他本人又非常有才气。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他凭借自己强烈的事业心和顽强的毅力终于修完了《资治通鉴》全书。此时的司马光已是66岁高龄,他为此书共耗费了近30年的心血。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司马光对此书的重视程度。而《资治通鉴》也的确不愧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是一部浩大的编年体巨制。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它博采众家之长,取材广泛。特别是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而正当司马光在洛阳顶着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穷尽毕生精力著书立说的时候,王安石也在朝廷之中坚定地施行新法,顽强地与顽固守旧势力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王安石在助手苏辙、曾布、章悖、吕惠卿等人的共同努力帮助下,先后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法和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所施行的这些新法几乎条条对大地主大官僚有所触动。均输法规定由政府统一采购物资,防止富商大贾操纵货物;青苗法规定庄稼成熟前国家可借粮给余粮不足的农民,防止豪强大户放高利贷;免役法迫使原来可以免役的官宦富豪之家也必须出钱来代替服役;市易法规定国家设立市场,统一定价,又给那些包揽商业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大官僚、大商人以相当限制;方田均税法使大官僚、大地主被迫交出所隐瞒的土地。这一切引起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强烈不满。大官僚贵族以及保守势力积极行动起来,开始诬蔑诽谤王安石,以求将他轰下台。但是,由于新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对平民百姓有利,而且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所以,神宗仍坚定地支持和帮助王安石。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以求将新法进行到底。这使得王安石遭到了更多人的嫉恨,他们想方设法陷害王安石。

熙宁六年,宋朝久旱不雨。这下顽固保守势力可有了说道,他们上窜下跳,到处散播谣言,说天旱不雨全因王安石不守祖制,触怒苍天所致。只有“去安石,天乃雨”。他们还暗中指使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神宗,说百姓流离失所皆因王安石变法所致。另外,他们又发动一切力量,拉拢蛊惑皇亲国戚,皇帝身边近臣也在神宗面前中伤王安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向支持王安石改革的神宗在强大的谣言攻势面前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内部又出现了分裂。曾与王安石一起进行变法革新的吕惠卿,利欲熏心,为了向上爬,开始排斥异己,提拔亲信,甚至倒向反对王安石的一派。

王安石内外交困,无力再执行新法,被迫辞去宰相职位,黯然离京。但即便如此,保守势力也不肯放过他,依然对其进行迫害。幸亏有神宗从中护佑,尚未出现大问题。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在谢绛等人的保举之下,重回京师出任宰相。但又遭人诬告谋反,后虽经神宗亲自查明纯属子虚乌有,他的积极性却受到严重挫伤。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驾崩。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也随之破产。神宗死后,8岁的太子赵煦继任皇位,号哲宗,改年号元祐。高太后摄政,辅佐幼主。她反对新法,任用守旧派人物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任后,当即废除一切新法。王安石此时已身患重病,病中闻得新法被废除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从此卧床不起。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这位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带着满腹的遗憾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终年66岁。死后,王安石被哲宗追封为“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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