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2月2日，夏尔·塔列兰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贵族家里。童年的他极其顽皮，4岁时爬上衣橱顶玩耍，竟跌了下来，一条腿被摔残了，因而终生不得不与拐杖相伴。塔列兰中学毕业后被送进神学院学习。1775年，21岁的他从神学院毕业，成了圣雷米修道院院长。精明、善于钻营使塔列兰很快升职。1788年，年仅34岁的他就当上了奥顿主教。
1789年大革命来临之际，塔列兰预感到皇家气数将尽，便很快转到资产阶级这一边，当了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了三级会议。他独自谋划，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以自己教士长的身份把大量教会土地献给国库，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危机。他这一做法获得了革命者的信任，也为他获得了1790年制宪议会主席的位置。教皇虽然把他逐出了教门，但第三等级视他为“革命的”主教。1791年，当他完成了最后一桩教务——使法国天主教会脱离罗马教皇的控制以后，就永远脱掉了长袍，过起了世俗贵族的生活。
1797年7月，在热月政变以后大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塔列兰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外交大臣的生涯。
塔列兰在任期间，贪污受贿，生活豪华，还善于叛卖道德，时时易主，没有人不知道他品质卑劣的。有人形容他长着灰暗苍白的面孔，黯然无光的眼睛，五官都显出傲慢轻蔑。当他向前移动时，与其说是靠那两条瘸腿，倒不如说是身体拖着它们向前爬行。人们评价他的品质说他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固定的情操，没有深厚的教养。他几乎不与人争论，因为他从不对一种意见表示可否，他的头脑和他畸形的双腿一样，任医生怎么检查也不得要领。别人的意见对于他，就像一粒种子丢在烂泥里，种是种下去了，却永远不会发芽生长。在他身上，邪恶的念头严重地扼杀了人的本性，因此他的信条很简单：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便是善，而他更喜欢后者。高尚、仁慈、体贴、博爱这些词，他都了解并使用得十分得体，但却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塔列兰背叛过督政府，出卖过拿破仑，反对过查理十世……而这些都曾是他的恩主。让我们再看看他的生活：将近中午醒来，从头到脚裹在锦锻里，慢腾腾地来到一面大镜子前仔细端详，然后由众多仆役伺候着洗漱、更衣。仆人们把一件件名贵的衣服，一件件背心递过去任其挑选，他一面当着来访者选来选去，一面处理公务，签阅文件。
这样一个没有灵魂、肢体残缺的人，怎么还会得到大革命时期那么多的宠幸和任用呢？因为人们不得不肯定，塔列兰是有才能的。虽说“无德不是才”，但他的力量，足以让人们把这话先弃置一旁。
拿破仑时期，塔列兰思考周密，善于应变，深受赏识，被认为是拿破仑大臣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不用有什么建树，但只忠实执行拿破仑的个人决策就足以令人满意。他最善于的，是把拿破仑的军事胜利用外交文件的形式加以确定巩固。
拿破仑走下坡路时，他卖身沙皇，充当奸细，出卖情报，聚敛金钱。从他叛变到拿破仑帝国崩溃，只过了6年时间。
拿破仑彻底失败时，他支持波旁复辟。这个判断极为准确，因为复辟被欧洲专制君主所接受，暂时保证了法国的稳定，为在连续20年战争之后巩固大革命成果创造了条件。
波旁王朝时期，塔列兰四处奔走，和同盟国缔约，保护法国土地、经济、文化利益。1814年到1815年7月，他率团参加维也纳会议，提出了各国一致认可的“正统主义”为大会宗旨之一。会上，他挤进英、俄、普、奥的四强会议使它变为有法国参与的“五强”会议，为战败的法国争取了相当大的利益。
他精明，极会捞钱，贪污受贿不说，还把从国家档案中偷出来的拿破仑的部分信件卖给奥国首相梅特涅。
七月王朝以后，塔列兰担任驻英大使，竭立建立维护英法友好关系，巩固七月王朝的国际地位。通过他的争取，法国有了不少重要的友好邻居，如比利时。
一个个事实证明，塔列兰的眼光确实高明，实力的确不凡，以他的卑贱人格却获得巨大赏识，不难理解。
1834年11月，80岁的塔列兰退休，结束了一生的政治生涯。1838年5月17日，塔列兰病死在宅邸里。在他临死前，罗马教皇赦免了他，他同教会和解，接受了神甫的临终祈祷。
塔列兰漫长的一生，是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争夺政权而生死搏斗中度过的。虽然他把自己的恩主一一叛卖，为世人所不齿，但他以准确的预见性和善于处理复杂外交事件的能力，为大革命时的法国做了相当大的贡献。我们仍可以说，塔列兰是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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