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93年,宋太宗在皇宫之中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原来,有消息传来,四川地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而且官府镇压无力,不时传来战败的消息。

从太祖赵匡胤建国,才短短30年时间,为什么大宋王朝会发生如此震撼朝廷的农民起义呢?

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现实原因的。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里地肥水美、物产丰富。而且入川的道路险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唐代大诗人对此条道路最真实客观的评价。因此,自唐宋以来,四川一直为地主官僚避难的地方。这里战乱少,地主势力非常大,而当地农民所受的剥削也就较其他地方严重。特别是北宋建立政权后,蜀王王衍自恃有天险之路相阻,不惧宋兵来犯,整日饮酒作乐,不思朝政。臣子们见主上荒淫无度,纷纷仿效,个个奢华无比。这样就只能通过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农民生活日益困苦,贫富不均现象在当地非常严重。而宋太宗灭掉蜀国之后,不但未对其进行整顿改革,反而任由官兵将士肆意掳掠,激起蜀地农民的强烈不满,时常有一些蜀兵和蜀民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宋兵。而其中规模最大,对大宋朝打击最严重的就数此次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是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部)农民。青城县盛产茶叶,许多农民以种茶为生。但是宋太宗时期推行“榷茶”法,禁止茶农自由买卖茶叶,而由国家统一进行收购。许多政府官员和地主商人趁机强买强卖,从中牟取暴利。农民稍有不从,轻则打骂,重则逮捕下狱。这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民越来越穷,生活无以为计,怨声载道。王小波有一次在交茶过程中与官吏产生争执,气愤不过,将官吏打死,于是索性号召当地茶农起义反抗朝廷。他对众人说:“现在,穷的太穷,富的太富,而且富人是靠压榨我们才富起来的。他们大鱼大肉享用不尽之时,我们却连吃糠咽菜都难以维持。不如起来反抗,均贫富,消除不合理现象,求一条生路!”当地茶农都被逼得没有活路,见王小波说得慷慨激昂,纷纷响应,与他一起揭竿而起。短短几天时间,王小波率领的农民义军就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首先率义军冲入青城县县衙,捉住县官,将其斩首示众。又打开粮仓放粮,得到更多人的拥护。义军队伍像滚雪球般迅速扩大,他们在王小波的带领下,先后攻下邛州、蜀州和眉州的彭山。

彭山县令齐元振,曾被朝廷赐以清政廉洁之名。实际上他不仅残酷镇压农民,而且大肆搜刮钱财,当地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得知王小波率军来攻彭山县时,当地农民纷纷响应,与王小波里应外合,一举擒获齐元振。众人从他的府中搜出十几箱金银财宝,粮食布帛更是不计其数。起义军依当地农民之意,将齐元振和一些顽固不化的土豪劣绅处死。但是齐元振民怨太深,虽被处死,众人仍不解恨,又将其肚子割开,取出五脏,还有那不解气的,又拿来棍子抽打他的身体。由此可见人民对其痛恨程度之深。可是,就在起义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他们的领袖王小波在攻打江原县(今重庆东南)时,身先士卒,杀死四川都巡检使张,自己也不幸中箭身亡。起义军众将悲愤无比,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推举王小波的内弟李顺为首领,继续与宋廷对抗。不久,他们就在李顺的领导下相继攻克永康、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地,起义队伍也激增至几万人。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初,李顺带领义军在两天内攻下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县),对成都构成威胁。随后,义军乘胜前进,攻下成都,在此建立政权,国号“大蜀”,年号“应运”,还发行了“应运通宝”、“应运元宝”等新货币。并逐步建立了由地方到中央的整套行政机构,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大蜀最高军事长官为“枢密使”,行政最高长官为“中书令”。李顺做了大蜀王后,没有贪图享受。他所领导的政权实践了王小波所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义军每占一处,即召集当地的“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外,一切调岁,大赈贫乞。”这堪称北宋初农民起义军的壮举。李顺此举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颇得民心,无以为计的百姓又纷纷来投,义军队伍越来越壮大。农民军在李顺的带领下,又陆续攻下许多州县。农民军所占地盘越来越大,北至剑阁,南至巫峡,皆在义军统辖范围之内。面对几十万之众的农民义军,宋太宗赵光义又恨又怕。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四川招讨使,率大军入川对其进行残酷镇压。

淳化五年五月,成都被围困。这都是义军只重进攻而忽略防守的结果。十几万义军同李顺一起坚守成都,最后城破,三万多将士壮烈牺牲,李顺也英勇就义。

李顺死后,人们非常怀念他。李顺部将张余仓仍领导余下义军在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渝州(今四川重庆)等地与宋军周旋,人们便假托李顺尚活在人间。

宋太宗心下也十分怀疑,又命白继斌带兵入川对付义军。张余仓遭到王继恩、白继斌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退守嘉州。不料,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变节投降,与宋廷官军里应外合,攻破嘉州。两万义军全军覆没,张余仓也被捕就义。时值公元995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他们给宋廷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起义军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中国历史上农民义军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口号,标志着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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