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叔父家的日子久了，欧阳修也结交了一些当地颇为知名的文人。特别是与黄茂宗、黄梦升兄弟相处得很好。有一年大考，文章写得非常好的黄氏兄弟均落榜，而一个叫王交的庸才却高中榜首，得了进士。黄茂宗非常不服气，便去找翰林学士胥偃说理。胥偃为官清正，当场令其作文，黄茂宗一挥而就。胥偃见他文采果然不错，便将其推荐给皇上。皇上很看重胥偃，见他推荐人来，料定此人必有才华，便令礼部对黄茂宗进行一次特殊的考试。黄茂宗凭自己的才华征服了众主考官，得中进士。欧阳修、黄梦升得知消息，都为他感到高兴。黄梦升就对欧阳修道：“看来胥偃大人是个惜才之士，你的文章写得比茂宗还要好，何不请翰林学士胥偃为你指点一、二，以求更大发展？”欧阳修一听有理，便拿上自己所写的文章去向胥偃讨教。胥偃一见他的文章大惊，觉得欧阳修的文章既有唐代大散文家韩愈的恢宏气度，而又避免了他的奇崛险怪。他又细观欧阳修为人，见他风流儒雅，又不乏端庄稳重，料定此子前途必不可限量，便当即对其详加指点。欧阳修得到胥偃真传，茅塞顿开，又与之探讨了一番，高高兴兴回了家。谁知，第二天，胥偃就找人来欧阳晔家提媒，点名要欧阳修做女婿。原来，他不仅看上了欧阳修的文章，还看上他这个人。欧阳晔早就听说胥偃之女，才貌双全，忙去说与欧阳修，同时征询他自己的意见。欧阳修低头沉吟片刻，对欧阳哗道：“侄儿自幼父亡，诸事全凭叔父做主。只是侄儿想先参加完考试再谈婚事。”欧阳晔知道这个侄子的脾气，也不相劝，仍将原意委婉地告诉来人。谁知，胥偃得知欧阳修如此一说，非但不生气，反而更加喜欢欧阳修这种不慕权贵，先立业后成家的志气。又差人将欧阳晔、欧阳修叔侄二人请到府中，当面表示，只要欧阳修愿意，他决定让自己的女儿等欧阳修考完试，得了状元，再与之完婚。欧阳晔不便多说，只用眼睛看着欧阳修。欧阳修素来敬佩胥偃为人，也曾闻知他的女儿才貌双全，先时婉拒，实则也有自愧不配之意，今见胥偃对自己如此，当即跪地叩头，口称“岳父”。在场之人，无不欢喜。大家均拭目以待，盼着大考临近。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春，22岁的欧阳修到京城参加“国子监”考试，高中榜首。次年春，参加礼部考试，又考了个第一。这下欧阳修是得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大人生喜事。从此他步入仕途，被派到西京(今河南洛阳)任留守推官，协助留守处理刑事案件。洛阳留守钱憔演也很喜好文学，并且礼贤下士，爱惜人才。他很欣赏欧阳修，把他请到家中做客，同时邀请当地名士尹洙、谢绛、张尧夫等人与他认识。从此之后，欧阳修经常与这些人在一起切磋文章，探讨时政。他们逐渐发现北宋立国以来，由于受约束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以道代文，以道统文的理论盛张到空前的地步，便提出进行文学变革。但是，历朝历代，不论是政治变革还是文学变革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欧阳修为人稳健，便主张相时而动，循序渐进。众人皆表示赞同。景祐初，欧阳修得到钱憔演的推荐，入京任馆阁校勘。不久，范仲淹遭到吕夷简的迫害被贬至饶州。欧阳修认为不该贬，就问司谏官高若讷对此事的态度。高若讷却说贬得好。欧阳修见奸臣当道，忠良遭陷，颇为愤概，就写了一篇与《高司谏书》，对其严加痛斥。高若讷为人奸诈，从此怀恨在心。后来与吕夷简合计诬陷欧阳修为范仲淹的“明党”，到皇帝面前告御状。欧阳修遂被贬至夷陵(今湖北宜昌)。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欧阳修又被召回京师做谏官。他为官期间，敢说敢为，多次揭发贪官污吏的罪行，因此，颇受小人嫉恨。不久，他又再度积极参与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后因新政失败，小人借机陷害，他又长期遭贬在外。后来，欧阳修针对反对范仲淹的革新运动的保守派的谬论，写了《明党论》一文呈送当今皇上。文章写得文思缜密，文采斐然，深得皇上赏识。欧阳修因此结束了遭贬的命运，并且升了官。至和年间，欧阳修又逐渐升至枢密副使、参政知事等权要职位。欧阳修身居要职之位，充分利用他知员举的权力举荐人才。他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人格修养既为重视道德节操的士大夫所尊重，同时他又喜扬人之美。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家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但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看，后又在知员举时将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两次加以推荐；苏洵以一布衣身份，因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而名噪海内；而苏洵两位才华横溢的公子苏轼、苏辙也皆为欧阳修在知员举时发掘出来。因此，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他周围形成了在文学方面具有集团性的力量，便于扩大影响。欧阳修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合理的、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他以此为契机，提出推行自己早年和尹洙等人所提出的“文学变革”，很快便得到梅尧臣等人的响应。而当时朝廷也曾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就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元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卷108)。领导这种文学的变革，既要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又要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文人群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在当时只有欧阳修具备这种资格，因此，主持这场具有文学政治双重意义的“文学革新”运动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欧阳修身上。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管全国科考。他对以往的考试大胆改革，凡写华而不实文章者，一律不取；凡有革新朝政举措，而善为文者可录用。举子们以为他不过是虚张声势，仍像以往一样写一些华丽繁复或者尖酸拗涩而又无实用价值的文章交上去。欧阳修为了提倡一种朴素流畅的文风，同时也表示自己推行“文学变革”的决心，将举子刘畿的文章用红笔从头到底，一下抹倒。刘畿为当时效仿韩愈怪僻险涩文风的代表人物。这激起举子哗变，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有的对欧阳修大力嘲骂，以发泄心中不满。到最后，他们甚至在街上拦住欧阳修的马头哄闹。但是欧阳修端坐在马上，不为所动。终于使这些举子怏怏而归。从此，“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科举文章与士人一生前途相关，它对社会上文章风格的影响也不言而喻。通过欧阳修为首的文学团体的努力，北宋文学风气终于得到扭转，文学革新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一方面它成为士大夫集团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变革的一部分，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它有效地抵制了极端的道学家的主张，在时代的限定条件下，孕育了中国文学的一些新特色，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欧阳修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史学家。他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自己撰写了《新五代史》，还搜集了三代至隋唐时期的金石文字，进行论证，书名为《集古录跋尾》。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讲，欧阳修都堪称一代大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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